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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十讲:第五讲 致良知(上)

2019-05-02 19:09:22 来源:河源日报 司雁人

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之后,阳明发现无论是权倾朝野的官员,还是起来造反的普通民众,亦或是皇亲国戚的藩王,都有“心中贼”。“心中贼”无法用外力来解决,自己的“心即理”“知行合一”“破心中贼”,是对人们提出的道德要求,但还不是解决方案,只有“致良知”才是实现这些道德要求的方法。“致良知”提供最终解决方案。


第一节 缘起


宁王朱宸濠在南昌举兵叛乱,当时因事涉皇室,各地官员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江西及临近各处都有告急文书,或说江西省城有变,或说江西省城十分紧急,或说江西巡抚被害,或说南昌忽然聚集兵马船只,就是不敢直说宸濠谋反。原因有二:一是因事涉宗室,情况不明,不敢贸然张皇,徒取其祸;二是由于正德皇上行事荒唐朝纲紊乱,宁王谋事已久同党甚多,万一宁王成为燕王第二,岂不断了自己退路。阳明公然宣称宁王谋反,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且为了迷惑宁王又假称“钦奉密旨,会兵征讨”,更是不留回旋余地,有人感叹阳明此举实是“不顾九族之祸”①。

叛乱发生时,阳明正乘坐官船北上,他的职务是南赣汀漳巡抚,此时身上承担着往福建平定兵变的朝廷差遣。“官非守土,而讨逆之命又未下”②,江西省城的事情,他没有直接处理权,又没接到朝廷要他主持平叛的命令,他完全可以不管此事而径去福建办差。“未受巡抚之命,则各官非统属也;未奉讨贼之旨,其事乃义倡也。”③特别是他通告各处,假称已奉密旨讨伐宁王,实在是铤而走险的。但是,国难当头,王阳明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了第一位,把个人甚至家族的安危放在了第二位。“本院职任虽非专责,危难安忍坐视,仗顺伐逆,鼓率忠义,豪杰四起,发谋协力。”④他果断地承担了这个重任,自作主张,将由广东去北京赴任的官员截下留用,超越权限征调本省和外省军队,未经请示就自行宣布免征江西人民税粮。“使是时而非遇守仁,使守仁以南昌非故属,不以讨贼为己任;即使讨贼,张虚声,待奏报,而不速为扑灭之计。臣等知东南安危,未可必也。”⑤

王阳明之所以能在危急关头勇当重任,他在《五经七书评·孙子·地形第十》中的一段话是其思想基础:“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厄远近’,而‘料敌制胜’乎?”

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冒着灭门之祸,阳明辛辛苦苦平定了宁藩叛乱,却不断有坏消息传来。宸濠已擒,但荒唐皇帝朱厚照仍受宵小鼓惑亲征,以许泰为威武副将军,偕中官张忠率禁军先往。忠、泰不让王阳明奏捷,而是怂恿把宸濠放回鄱阳湖,让朱厚照自己亲手抓获。朱厚照为了满足自己到江南游玩的愿望,借口平定叛乱,率京军、边军几万人御驾亲征,于八月二十二日浩浩荡荡离开京师,杀奔江南,即使第二天就收到了阳明的报捷文书,仍坚持继续南下。

九月十一日,在得到张忠等沿长江直扑南昌、张永等沿运河进据杭州的消息后,阳明权衡利弊,立即将已俘虏了一个半月的宸濠等装入囚车,亲自押送杭州。来到杭州,张永拒不见,阳明叱门者径入,大声喊道:“我王守仁也,来与公议国家事,何拒我!”张永为王阳明的气势所震慑,忙出来相见。“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极,王师至,乱将不测” ⑥,永乃大悟。阳明放心地将宸濠交给张永,自己住进西湖净慈寺静候消息。

张永亲自将囚于江上监车的叛王朱宸濠押解南京,交给皇上。果然,“张永在上前备言公尽心为国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既而彬等果诬公无君欲叛,上不信”⑦。有了张永在皇上面前的进言,朱厚照不再相信江彬之流的无端陷害,命阳明督兵讨贼,兼巡抚江西地方。

成大事者不计小节,不衅人言,为了让荒唐皇帝朱厚照早日离开南京返回北京,阳明决定重上告捷疏。正德十五年(1520)七月十七日,也就是宸濠被捉差不多整整一年时,阳明上疏称颂皇上的威德和指示方略,平藩完全是按皇帝旨意行事,所以功归皇帝,朱泰(即许泰)、张忠、朱晖(即刘晖)、魏彬、朱彬(即江彬)等奸佞,都列平叛功臣。朱厚照看了奏疏非常高兴,他不但师出有名,而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宸濠反状不明时,已经安排了一个王守仁在赣南;宸濠叛乱后,又在不动声色之间,让王守仁将宸濠收拾掉。阳明灵活的处事态度,让荒唐的正德皇帝带着自欺欺人的愉快心情,在这年闰八月初八日,于南京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受俘”仪式。仪式上,命人将宸濠放出,披挂上阵的朱厚照只一个回合就将其生擒,演兵场上欢声雷动。四天后,得意的朱厚照结束了为期一年零一个月的南巡,在南京龙江码头乘船返北京,十月驻通州,宸濠伏诛。

还是在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张忠、许泰之难并未解除,阳明来到赣州,大阅士卒,教战法,江彬派人来观动静。朋友劝其早回省城,无蹈危疑,阳明作《啾啾吟》解之:“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小儿不识虎,持竿驱虎如驱牛。”而且说:“吾在此与童子歌诗习礼,有何可疑?”门人陈九川等也替先生担心,阳明对他们说:“公等何不讲学,吾昔在省城,处权竖,祸在目前,吾亦帖然;纵有大变,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轻动者,亦有深虑焉耳。”⑧经历了人生这段极端困难时期,阳明感觉自己于危难关头之所以能处理好这些事情,都是因为听从了内心良知的指引,否则没办法解释。所以陈九川问他怎样寻找“稳当快乐处”的时候,他说是“致知”,并具体解释说:“你的那点良知,正是你自己的行为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不可能有丝毫的隐瞒。只要你不去欺骗良知,真真切切地依循着良知去做,如此就能存善,如此就能除恶。此处是何等的稳当快乐!”

这就是阳明历百死千难得来的“致良知”,他自己是这么做的,也要求别人这样做。回到南昌,他就开始讲“致良知”。⑨

注:

①郑晓《今言》卷四·三百四。

②任士凭《江西奏复封爵咨》,《全集》三十九。

③《再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全集》卷十三。

④《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县募兵策应》,《全集》卷十七。

⑤王得春《浙江巡抚奏复封爵疏》,《全集》卷三十九。

⑥《明史·宦官一·张永》。

⑦《阳明先生行状》。

⑧《年谱二》。

⑨此前与正德十三年(1518)就去世了的徐爱谈论时,阳明就说过“致良知”的话,只是没有这么真切,也没有以此立教。参见《传习录上·徐爱录》。


第二节 王阳明以“致良知”立教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体系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戒慎恐惧、集义、必有事焉、存天理去人欲、省察克治,这些道德修养的德目,在阳明晚年统统归之为致良知。致良知就是他此前所有学说的最高概括和总结,从这个学说中可以得到对他以前学说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最后归宿,致良知说的提出,表现出他的思想在心学方向上的发展更加成熟,也使得格物及知行合一说都发生了某种微妙的改变,与佛教智慧的结合也更加圆融,正是这些,使得阳明把他的全部思想概括为‘致良知’。”①良知说的提出,使之前的“心即理”“知行合一”可以发展出更加通达的表述。“心即理”可发展为“心里的良知即是天理”,“知行合一”可发展为“行为与良知要统一”。

阳明之所以最后只以致良知立教,主要基于良知说的生存意义、矫治社会弊病意义和哲学意义。

钱德洪说:“盖师学静入于阳明洞,得悟于龙场,大彻于征宁藩。多难殷忧,动忍增益,学益彻则立教益简易。”②从宁王叛乱到皇帝折回北京这十五个月时间里,阳明如高空走钢丝,稍有不慎就可能身成“齑粉”,但他不慌不惧应付自如,终于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鬼门关,他逐渐领悟到,帮助自己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的不是别的,而是自己内心的良知。正德末期,王阳明开始明确揭示他的致良知学说。《年谱二》载:

先生闻前月十日武宗驾入宫,始舒忧念。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乃遗书(邹)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③

“正法眼藏”为佛教用语,“眼”是明照一切事物,“藏”为包含万德,本意是指无上正法,阳明借以说明致良知在圣学中的作用和地位。

在平定宁王叛乱的整个过程中,王阳明的确是经历了百死千难。宸濠蓄谋已久,爪牙遍布,矫称按旨,远近震慑,阳明仓促应变,强弱悬殊,稍有差池,即有灭顶之灾,所以御史黎龙评论说:“平藩事,不难于成功,而难于倡义。”乱平后,功在社稷却身罹谗构,危疑汹汹,不保朝夕,所以钱德洪又说:“平藩事不难于倡义,而难于处忠、泰之变。”④

良知说确为阳明“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的经验之谈。擒濠后,阳明的盖世之功非但未得到任何肯定与奖励,反而遭到内官在皇帝面前的恶毒诋毁,在“暗结宸濠”“目无君上”“必反”等被罗织的罪名之下,处于“君疑”的地位,随时可能有杀身灭门之祸,这可以说是古代士大夫所遇到的最险恶的人生处境。最后之所以能历险而夷,是和阳明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成熟稳健分不开的。良知自信。良知说的生存意义,即不动于心、不动于气的本然状态的意义,在那样艰难的情境下,“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⑤,高度沉着,泰然处之,临危不乱。经此事变,阳明终于确信,良知不仅可以使人达到道德的至善,而且可以让人真正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只有从这里才能理解良知说从“百死千难”中体悟得来的说法。

王畿曾记阳明述江西之变:“师曰:……只如人疑我与宁王同谋,机少不密,若有一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齑粉,何待今日!动少不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万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自经此大利害、大毁誉过来,一切得丧荣辱,真如飘风之过耳,奚足以动吾一念?今日虽成此事功,亦不过一时良知之应迹,过眼便为浮云,已忘之矣!”⑥

越过了这样的险恶困境,王阳明才更明确、更坚信他的良知学说了。此前,在与徐爱谈话时,在滁州与弟子讲学时,阳明已多次提起致良知的话头,只是没有用它作为最主要的口号。从此以后,他就在思想上专主致良知了。

良知不仅是儒家的本心,同时也是佛家的妙智,面对特别险恶的政治环境,对自己要有绝对的信心,尤其是遭到谗言诬陷时,就更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所以阳明说:“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⑦

“原来王学的萌芽,他良知学说的根柢,是有生命的,是有活力的,是那样地执著,那样地跳脱,从多方面的兴趣,复杂的经验中流变出来的。……他的良知,决不是现成的东西,也不是平易简单的把戏,更不是空疏无着落的一句话”“宸濠、忠、泰之变,和龙场驿的贬谪,在王学的历程里,真好说是后先辉映。无怪阳明要说他的良知之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了”⑧。

致良知的提出,是阳明“生存智慧的升华,是心灵经历艰苦磨炼发生的证悟”⑨。 对于一般人来讲,致良知会减少自己的人际冲突。“廓然大公”“返身自求”是阳明论致良知的关键话语,他告诫说:如果只去指责别人,就只能看到别人的错误,就不会看到自己的缺点。若能返身自省,才能看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哪还有时间去指责别人?⑩

如果说宋朝以收敛个性为主,那么明朝则以扩张个性为主,官场上无事生非以显示自己,官员之间以高尚的名义打击异己等等,都是经常上演的节目。从成化、弘治以来,社会经济格局和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在追逐生活的奢靡,逐名于朝,求利于市,士林道德堕落,社会风气颓废。凡有识之士,都在寻找进行社会改良的途径。武宗一死,大学士杨廷和就用行政权力主持了对勋贵、宦官的清算,革除正德时期的种种积弊,实质上是在中央进行社会改良。阳明在这前后提出致良知,要人人都恢复自己被掩盖、被泯灭的良知,都从自身做起,都按道德和法律要求办事,其实是想在人们的观念中进行一次社会改良。

阳明身处的环境:昏君当朝,宦官专权,士大夫心灵缺乏良知的光芒,世风黑暗如夜。“阳明一生的事功是在‘月黑杀人夜’中奇迹般地完成的,阳明学的宗旨是想给黑暗如夜的人世带来光明”“人心这杆秤的秤砣,阳明说就是良知,它自体不动,无善无恶,却能量出善恶是非”11。

士大夫们沦为道德沦丧的帮凶,是社会最大的危机。必须改变士大夫们的想法,唤醒时人重新正视当今国家社会的问题。良知为人人自带,堵住了为自己恶行辩解者的退路。有良知自然能辨别善恶。能够致良知,那么心就能做它该做的事。人们每天面对很多事,应该做的就去做,应该停的就停下,应该生的就生存,应该死去的就死去。12良知会对自己的认知进行判断,有良知做主宰,思想就不会跑偏。“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13所以谢无量理解阳明心学后说“良知犹去恶成善之灵药也”14。

“致良知”的时代社会根源,说明其确为经世致用的学问,“人人心中有良知”这样的命题任何人都是可以接受的,致良知对人的教育,是循循善诱,不是剑拔弩张;对社会,是渐序改良,不是狂飙突起。

阳明自己曾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直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15

自江西平濠后,阳明的所有思想,如心外无理、知行合一以及困扰他多年的儒佛问题都汇归到“致良知”里,得到了一个总结、提升和融会。“良知”为知,“致”则有力行之义,所以阳明认为致良知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精神,故说致良知“即吾所谓知行合一”。他曾明确指出知行本体即是良知,在知行功夫上复良知本体,即是致良知。“致良知学说虽是他晚年提出来的,却也是他中年所提倡的知行合一说的发展。不过,比之知行合一说来,‘致良知’三字却更简易更真切,更充分地表达了他成熟的思想体系的要点。”16 “知行合一虽为工夫切要,但未及心体。心外无理虽论心体,但非功夫。格物为正念头虽为反身功夫,终是缺却本体一截,而‘致良知’本体工夫一齐收摄,无怪阳明多次称之为‘圣门之正法眼藏’。”17

阳明体悟到,良知二字是整个儒家学说的精髓,是今人与古圣贤唯一相通之处,得此良知,就没有对付不了的麻烦。自从揭致良知之教后,不论讲学还是应事接物,阳明张口闭口都是良知、致良知,很少再讲别的。他用良知概括千古圣学:“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18还用良知概括自己平生所讲之学:“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19

人人都说阳明晚年专讲致良知,阳明自己也多次说过,他一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个字,但王艮却说,先生开始是说“致良知”,后来只说“良知”。明末大儒刘宗周曾论说阳明一生学问:“先生教人,吃紧在去人欲而存天理,进之以知行合一之说,其要归于致良知,虽累百千言,不出此三言为转注。”20刘宗周是真懂阳明的,所谓“去人欲而存天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其实是阳明在不同阶段教学生的用功方法,表现了阳明不断对自己学说进行总结的过程。在北京及滁州、南京时期,阳明主要讲“去人欲而存天理”,在赣州主要讲“知行合一”,在南昌开始讲“致良知”,而在绍兴守制赋闲期间,越到后来,越只讲“良知”了。到这时,阳明才真正完成了心学体系的建构。

去人欲而存天理,远不如知行合一来得直接;知行合一的要旨就是要致良知;致良知只是一种功夫,良知才是本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艮是真正体会到了阳明学说的不断深入和达到极致。“良知犹主人翁,私欲犹豪奴悍婢。主人翁沉疴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以言齐矣。若主人翁服药治病,渐渐痊可,略知检束,奴婢亦自渐听指挥。及沉疴脱体,起来摆布,谁敢有不受约束者哉?良知昏迷,众欲乱行;良知精明,众欲消化,亦犹是也。”21阳明心学的主旨,就在于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

注:

①陈来《有无之境》,第165页。

②《全集》卷二十九《续编四序》。

③读《全集》卷五载《与邹谦之》二书,分别在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和嘉靖四年(1525),卷六载《寄邹谦之》五书,都在嘉靖五年(1526),大意虽备,但未见原文,疑此话为《年谱》撰者综合概括而来,或另有一书,也未可知。

④俱见《年谱二》。

⑤《与王纯甫》,《全书》卷四。

⑥王畿《读先师再报海日翁吉安起兵书序》,《全集》卷四十一。

⑦《传习录下·黄修易录》。

⑧钱穆《王守仁》,第41、50页。

⑨陈来《有无之境》,第164页。

⑩参见《黄修易录》。

11周月亮《王阳明内圣外王的九九方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2,第2、5页。

12参见《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

13《传习录下·陈九川录》。

14谢无量《阳明之伦理学》。

15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全集》卷四十一。

16邓艾民《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第175页。

17陈来《有无之境》,第161页。

18《别诸生》,《全集》卷二十。

19《寄正宪男手墨二卷》,《全集》卷二十六。

20《阳明传信录小引》,《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21《传习录拾遗》第2条,《全集》第1167页。


编辑:黄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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