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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十讲:第八讲 无善无恶(下)

2019-07-12 16:52:49 来源:河源日报 司雁人

第三节 “无善无恶”释义


“天泉证道”中,王阳明的回答,说明了“四句教”是良知学说的最后结论,圆满总结。

“四句教”实际上还是阳明在谈他对《大学》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四件修身功夫的新解:“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对“正心”的新解,“有善有恶是意之动”是对“诚意”的新解,“知善知恶是良知”是对“致知”的新解,“为善去恶是格物”是对“格物”的新解。前两个谈本体,后两个谈效用。后三句阳明之前都已讲过。第二句“有善有恶是意之动”,《〈大学〉问》谈诚意时就说了“意之所发,有善有恶”,其他场合也说过类似的话,钱德洪的观点就是对老师以前论述的复述。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更是在讲“致知”讲“格物”时多次讲过。这三句早已无异议,我们前面也已反复讲过。惟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阳明以前没正面讲过。钱德洪和王汝中(畿)的讨论,主要是围绕“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来进行,所以,我们的讨论也只是围绕“无善无恶”本体论来展开。

阳明之前讲“良知”是心之本体,“至善”是心之本体,“廓然大公”是心之本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是圣人心之本体,这里又讲“无善无恶”是心之本体,到底是“有”还是“无”?与之前所讲矛不矛盾?自然引人疑问。

我们认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阳明生命最后的思想闪光。以前他对诚意、致知、格物三件功夫都做过详尽深刻的阐述,而对正心则讲得比较少,也不明确,现在他明确说“无善无恶”即是“正心”。阳明的“无善无恶”本体论,将人性本体推回了客观。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都是站在自己立场从主观上来说的,都给人性赋予了主观色彩,都使人性偏离了客观,都是“偏心”。“性善”“性恶”无论哪一说成立,都会使“良知”失去努力的方向和意义。“性善”,还用“致”什么“良知”;“性恶”,又怎么能“致良知”!只有人性本来“无善无恶”,“良知”才有用力处。“无善”,遇事就用“良知”去加一个“善”;“无恶”,“良知”遇事才可以去加一个“善”。这样就保证了人性本体发出的始终都是至善,这就是所谓“正心”。“无善无恶”是王阳明对人性本体解释的最终定论,是他对自己“良知思想”前提的重要补充。“无善无恶”是中国哲人对人性本体的第三种解释,是对孟、荀人性论的综合修正,是王阳明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巨大贡献。“无善无恶”人性论,使阳明的“良知学说”彻底落到了实处。明确了心之本体应该是“无善无恶”,人们才可以好好地去做“正心”的功夫。否则,“性善”还用什么“正心”,“性恶”又怎么能“正心”!无偏无倚的“无善无恶”这一概念,就是阳明心学以为万化之本的太极,因而是阳明心学基石的基石。所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对《大学》格、致、诚、正的新解,是阳明思想的最终定论,也是阳明心学的最高浓缩,至简概括。

《薛侃录》中,阳明先生与薛侃论花间草,即在陈述客观上“无善无恶”论的同时,也陈述了主观上心之本体“无善无恶”论。

薛侃在清除花中草时,顺便问道: “天地间为什么善难培养,恶难铲除呢?”

阳明先生说:“既未培养,也未铲除。”过了片刻,先生又说:“如此看待善恶,只是从形体上着眼,自然有错。”

薛侃不理解话中之意。

先生解释说:“天地化生,如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即以花为善,以草为恶;若要利用草时,又以草为善了。这些善恶都是由人心的好恶而产生的,所以从形体上着眼看善恶是错误的。”

薛侃问:“岂不是无善无恶了吗?”

先生说:“无善无恶是理之静,有善有恶是因气(表面的外在的形体的)动而产生的。不为气所动,就是无善无恶,就是至善。”

薛侃问:“佛教也主张无善无恶,其间有何区别?”

先生说:“佛教执著于无善无恶,其余的一概不管,不能够治理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只是不要有意为善,不要有意为恶,不为气所动。如此遵循先王之道到达极致,便自然能依循天理,便能像《易经·泰卦》所说‘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

薛侃说:“草既然不为恶,那么草就不该拔除了。”

先生说:“如此又成为佛、老的主张。如果草有所妨碍,为什么不拔除呢?”

薛侃说:“这样就又在有意为善、有意为恶了。”

先生说:“不着意为善去恶,并非说全无好恶,如果全无好恶,就会成为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所谓‘不着意’,只是说好恶全凭天理,不再别有他意。如此,就与不曾好恶是一样的了。”

薛侃问:“除草时,如何全凭天理而别无他意呢?”

先生说:“草有所妨碍,应该拔除,就要拔除。有时没有拔除干净,也不放在心上。如果在意的话,便会成为心体上的累赘,便会为气所动。”

薛侃说:“如此说来,善恶全然与物无关了?”

先生说:“善恶自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为善,为气所动即为恶。”

薛侃说:“物的本身毕竟没有善恶。”

先生说:“在心如此,在物亦如此。世上儒者只是不懂这一点,舍心逐物,把格物之学认错了,成天向外寻求,只做得一个‘义袭而取’①,终身仅是行而不明,习而不察。”

薛侃问:“对于‘好好色,恶恶臭’,又该作何种理解呢?”

先生说:“这正是自始至终遵循天理,天理本当如此,天理本无私意为善为恶。”

薛侃说:“好好色、恶恶臭又怎么不为意呢?”

先生说:“这是诚意,而非私意。诚意只是遵循天理。虽是遵循天理,也不能再添加一分故意,因此,有一丝忿恨与好乐,心就不能公正,必须大公无私,方是心之本体。明白这些,就能明白‘未发之中’。”

伯生(人名)说:“先生讲‘草有所妨碍,理应拔除’,但为什么又说是从形体上着眼呢?”

先生说:“这需要你在自己心中加以体会。你若要除草,是安的什么样的心?周茂叔不除窗前之草②,他安的又是什么样的心?”

先生对求学的人说:“做学问必须有个主宰(良知),加此功夫才有着落。即使不能无间断,应该像船的舵,关键时刻一提便明白。否则,虽然是做学问,但也只是‘义袭而取’,只能行而不明,习而不察。不是大本达道。”先生接着又说:“有了主宰,横说直讲都正确。如果此处畅通,别处不通,只是因为没有主宰。”

《薛侃录》中论“无善无恶”心体至少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内心不为表面的、外在的、形体的东西所动,不偏不倚、公平允当地思考处理事情,就是无善无恶,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第二层次:“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③,不动于气”,这句后面又补充说“无私意作好作恶”——品德美好的人不偏不倚,不去谋求那些表面的、外在的、形体的东西,更不会怀着私心,或去拉帮结派,或去故意打击别人。

第三层次:“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做了好事也不要唯恐天下人不知道,做好事是出于本心,不求回报,如果得到回报就高兴,得不到回报就发怒,目的就不够端正。做了坏事也不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也会受到自己良心谴责,所以必须立一个大公无私的心体。知道这些,就能理解《中庸》所说的“未发之中”是个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根本。

论花间草后谈“诚意”时,又有“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的论述。

《黄修易录》中还有一个关于心之本体“无善无恶”的桥段。

黄修易(字勉叔)问:“心无善恶时,这个心就空空荡荡,是不是再需要存养一善念?”

先生说:“既然除掉了恶念,就是善念,也就恢复了心的本体。例如,阳光被乌云遮挡,当乌云散去后,阳光又会重现。若恶念已经除掉,而又去存养一个善念,这岂不是在阳光下又添一盏明灯。”

可见,“无善无恶”是心之本体,也不是只在四句教中才讲的,以前也曾旁及过。王畿的话就说明,四句教不是“天泉证道”时突然冒出来的,之前也讲过。

读《传习录》,我们还可以发现,王阳明认为人最大的毛病有三:自以为是,贪图虚名,傲。自以为是必不接受他人意见,是不肯进步之人。贪图虚名必嫉妒心强,是浮躁不实之人。傲必自高自大,是轻视别人之人。这三种人实际都是一个“有”,内心芜杂;而王阳明强调“无”,要求内心干净。“有己则忘理,明理则忘己。”④

注:

①义袭而取:《孟子·公孙丑上》:“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袭:一时;突然的,突发的。不是一时的正义行为就能得到的。

②周茂叔不除窗前之草:宋儒程颢记自己当年跟老师周敦颐(字茂叔)读书时,“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含义:按照理学的说法,天地之大德,就是生长发育万物的仁爱之心。但天地之仁心不可见,只能从草木荣茂中见之。周敦颐认为,自己的仁爱之心也是如此。

③《尚书·洪范》:“凡厥正人……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凡是做官的人……不要偏颇,要遵守原则;不要故意讨好(有意为善),要遵守规矩;不要逞威作恶(故意作恶),要遵守正道。不要拉帮结伙,要胸怀坦荡;不要结党营私,要公平公正;不要违法乱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④《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


第四节 王阳明慎于立言


人说阳明得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其实,对于立言,他可以说是踌躇再三。

阳明长期为官,虽勤于讲学,但并不专事著述,所以学术著作并不多。早年讲学,门人有私录者,先生闻之,谓之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弊)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①他从一开始,就担心自己的话被当成教条。

直到晚年,阳明仍担心别人会误解他如医用药、因病立方而说过的话。嘉靖六年(1527)四月,时邹守益(字谦之)流谪广德(今属安徽),以所录先生文稿请刻,阳明制止说:“不可。吾党学问,幸得头脑,须鞭辟近里,务求实得,一切繁文靡好,传之恐眩人耳目,不可录也。”谦之复请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标揭年月,命钱德洪编次,又写信给钱说:“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者,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明日,钱德洪又整理出一些没刊过的文稿请刻,阳明更是语重心长地说:“此爱惜文辞之心也。昔者孔子删述六经,若以文辞为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谟》而下,岂止数篇?正惟(唯)一以明道为志,故所述可以垂教万世。吾党志在明道,复以爱惜文字为心,便不可入尧、舜之道矣。”德洪也复请不已,乃许数篇。等到读过刊刻出来的文录,阳明又对学者们说:“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又说:“某此意思赖诸贤信而不疑,须口口相传,广布同志,庶几不坠。若笔之于书,乃是异日事,必不得已,然后为此耳!”又说:“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时其浅深而语之。才涉纸笔,便十不能尽一二。”②

阳明反复强调他讲学只为指点学者明道,而且都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进行面授,他说的话只有在那种特殊的场中才能得到正确的表达和解释,他要求门人弟子也必须用这种口口相传的方法广布同志。他举孔子删述六经为例,要门人不要从喜爱文字的角度而编辑他的文集,他说成书是他过世之后不得已的事,因为他担心一旦形诸文字,别人就会只注重他的言,而不注重他的心了。

徐珊放弃嘉靖二年(1523)会试回来后,叙述自己对阳明之学的认识过程,很能说明先生讲学必须面授之说的意义:“始吾未见夫子也,则闻夫子之学而亦尝非笑之矣,诋毁之矣。及见夫子,亲闻良知之诲,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责。吾不及夫子之门,则几死矣。”徐珊进而对那些没有亲自听过先生讲学,而非议先生之学的人说:“彼盖未尝亲承吾夫子之训也,使得亲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诋毁者,异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责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笃信乎?”③阳明甚至认为,“书札往来,终不若面语之能尽,且易使人溺情于文辞,崇浮气而长胜心”④。

钱德洪觉得《五经臆说》是老师的重要著作,请刻,阳明笑着说“付秦火久矣”,拒绝了。写作《五经臆说》,他用了七个月,计四十六卷,涉及的典籍也不止五经,而是读十部经书的心得。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大概阳明觉得是自己早期不太成熟的作品,“既后自觉学益精,工夫益简易,故不复出以示人”⑤。

就连《大学问》这样重要的著作,开始门人有请录成书者,阳明都拒绝说:“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直到嘉靖六年(1527)起征思田,门人复请再三,他才录下来交给钱德洪,还唯恐为心术不正或别有用心的人用来“藉寇兵而赍盗粮”⑥。

我国古人就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说,大概阳明以为,善教如孔子,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以对待立言不可不慎之又慎。“虽圣人之言,且亦不能无病,况于吾侪!”⑦阳明此心,可能亦受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教义的影响。

他反对立自己的言,也反对浅薄弟子立言。门人中有急于刻书立言者,阳明听说后叹道:“此弊溺人,其来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于人知,正所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耻其名之无闻于世,而不知知道者视之,反自贻笑耳……但一言之误,至于误人无穷,不可胜救,亦岂非汲汲于立言者之过耶?”等到晚年钱德洪问是否整理答示门人书稿,作数篇训语以示将来时,阳明终于慎重地答道:“有此意。但今学问自觉所进未止,且终日应酬无暇。他日结庐山中,得如诸贤有笔力者,聚会一处商议,将圣人至紧要之语发挥作一书,然后取零碎文字都烧了,免致累人。”⑧等于还是没答应。

南大吉是深知恩师的,他在编刻《传习录》时告诫说:“天下之于是录也,但勿以闻见梏之,而平心以观其意;勿以门户隔之,而易气以玩其辞。勿以录求录也,而以我求录也,则吾心之本体自见。”⑨

钱德洪、王畿亦不愧是阳明晚年高徒,钱氏《阳明先生文录序》非常理解先生“立意教不立言教”的良苦用心,王畿《重刻阳明先生文录后语》也深得师心:“凡待言而传者,皆下学也。学者之于言者,犹之暗者之于烛,跛者之于杖也……不得于心而泥于言,非善于学者也……得也者,非得之于言,得之于心也;契之于心,忘乎言者也,犹之烛之资乎明,杖之辅乎行,其机则存乎目与足,非外物所得而与也。”

许多刻印阳明著述者,都对此进行了提醒:“求之于心而得,则先生之言庸以相印”⑩“先生之学诚不当于文字间求矣”11。

今人钱明氏于阳明全书成书经过有全面考察:“编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收集阳明的全部著作,从而如实地反映阳明思想的发展过程,而是想把《阳明全书》作为王门及整个社会的教科书,以达到正心明道的目的。”12

徐爱、薛侃、南大吉、钱德洪、王畿等,都是得了阳明真传的,《传习录》者,传先生良知之学,令学者习之、践履之也。

阳明担心为言所害,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已应验,在他过世后更是几于不可收拾。此乃另话。

注:

①徐爱《传习录序》,《全集》卷四十一。

②引文均见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全集》卷四十一。

③《书徐汝佩卷》,《全集》卷二十四。

④《答方叔贤》,《全集》卷四。

⑤钱德洪《〈五经臆说十三条〉序》,《全集》卷二十六。

⑥钱德洪《〈大学问〉跋》,《全集》卷二十六。

⑦《与顾惟贤》,《全集》卷二十七。

⑧引文均见钱德洪《刻文录叙说》。

⑨南大吉《传习录序》,《全集》卷四十一。

⑩王宗沐《传习录序》,《全集》卷四十一。

11闾东《重刻阳明先生文集序》,《全集》卷四十一。

12钱明《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全集》卷四十一。

编辑:黄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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