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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皆晓袁隆平,岂知英国堪比肩!

2017-08-18 16:00:09 来源:河源日报 佚名

在杂交水稻的研究推广方面,朱英国足以与袁隆平先生平起平坐。人们称他为“农田院士”。
论成就,他研究的“红莲型”杂交稻,目前已累计推广逾1亿亩,种子出口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累计约3亿斤,并开始在非洲育种。
而抗病抗虫耐高温、高产优质、适应性广、适合机械规模化生产的新“红莲型”杂交稻品种也已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论经历,朱英国研究水稻过程之艰辛,与袁隆平何其相似!
1985年在海南繁育种时,面对没有电灯、没有煤气、住在草棚的艰苦环境,朱英国带领大家上山砍柴做饭;20世纪末90年代初,经费紧张请不起插秧工人,朱英国亲自操控机械整田、插秧。
忆往昔,与朱英国共事30多年的武汉大学高级工程师朱仁山感慨地说:朱院士像一只不知疲倦的“水稻候鸟”,奔波田间地头、追逐田野的春天。
秋风乍起,他奔赴广西南宁;寒冬来临,又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才返回湖北,很多个春节不能与家人团聚。
近年来,尽管身体大不如前,但朱英国在拄着拐杖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下田。
事实上,从1972年开始,朱英国就认识袁隆平,两人相知相交几十年,早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朱英国总是尊称袁隆平是杂交水稻的先驱,是中国的骄傲。袁隆平的创新思路给了他很多启发,是良师益友,非常尊敬。
他还说,自己与袁隆平没有可比性,因为科研的重点、所处的外部环境都有很大不同,自己只是努力追赶,并尽力做出特色。

为天下苍生饥寒奋斗终生

朱英国之所以为水稻事业如此拼命,与自身的经历密不可分。
他生长于大别山区罗田县农村,家境贫困。小时候曾是儿童团一员,给八路军放过哨,砍柴、放牛、种田,是父母干农活的得力小助手。
高中时的一个暑假,田埂上的乌桕树发生大面积虫害,他带头灭虫,获得当时县乡政府表扬,事迹还上了当时的《罗田报》。
填写高考志愿时,朱英国连填了3个武汉大学生物学的志愿。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农业科学家,与贫困和饥饿做斗争。
最后,朱英国考上了武汉大学,攻读植物遗传专业。刚进大学不久,他就遭遇了席卷中国的饥荒。这场饥荒在他心中留下长久的悲悯,也更坚定了他的人生梦想:让世界远离饥馑!
接下来的50多年里,他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不懈追求,无论周遭环境如何恶劣,初心不改。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我和同事们除了在试验田里忙碌外,还要自己砍柴做饭。为了呵护精心培育出的禾苗,我们时常要与毒蛇、田鼠激战,与疾病、寂寞抗争。
有次搬机械时腿部被划出一条口子,怕耽误工期,他坚持插完秧才回去止血、消毒。
在长期和农村、农民、农业打交道后,朱英国深深地感到,劳动力紧张,种田的成本不断上涨,有些地方的田地都荒芜了。
就这样,他渐渐走上了水稻育种之路。
2011年,朱英国带领武汉大学研究团队,与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湖南杂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共同建设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
他坚定地认为: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科学家肩负的社会责任。

“保命对我没有意义”

2015年5月,朱院士从海南回来,由于连日奔忙,身体极度虚弱,到医院把医生都吓坏了,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多次叮嘱他,不能再到处跑了。
“保命对我没有意义。”朱英国回答。众人事后想来,这句话的含义,不仅指他要为水稻培育事业燃烧所有的能量,亦指要为国家栽培可用之才。
即将读博士的罗肖陨,陪伴恩师走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
朱英国去世时,他悲痛到无法自已:在陪护的几天里,总是慈爱地笑着和他聊实验、每晚睡前对他道一声“辛苦了”的老师,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就在去世前一晚,病床上的老师还关切地问起他实验的情况。
“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是国家的栋梁,要以国家的粮食安全为己任。”老师的殷殷叮咛,铭刻在罗肖陨心头。
告别了恩师,他暑假里将继续在鄂州实验基地观察水稻生长情况,默默践行自己内心与恩师的约定。
武汉大学生科院陈学峰教授回忆,他博士毕业后,在朱院士的支持下,赴美国进行几年博士后训练。老先生总是像父亲一样,关心他在国外的学术成长和生活情况,勉励他努力进取,早日归国,把事业扎根在祖国。
博士生肖海军说,在朱英国住院的这段日子,使他更深切地感受到导师对国家农业事业深沉的爱。
“老师生前有两件事放不下:水稻事业和科研团队。他对我说得最多的话是,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要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
英才翘楚英名传四海,国士擎天教泽伴人间!
先生,一路走好!(来源:中国新闻网)

朱英国,1939年11月份出生于湖北罗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上世纪70年代初,朱英国开始研究杂交水稻。合作育成水稻红莲型、马协型杂交稻,并大面积推广。至今,两型杂交稻已累计推广近1亿亩,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2017年8月13日,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先驱和杂交水稻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的追悼会在湖北武昌举行,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哀悼并敬送花圈。
半个世纪以来,朱英国院士像一只“水稻候鸟”一样不知疲倦地奔波在田间地头,追逐水稻育种的春天。如今,这只“候鸟”静静地停下了脚步,永远告别了他所挚爱的杂交水稻事业。

追记朱英国院士:像候鸟一样追逐水稻良种春天

“粮食安全要靠自己”

在朱英国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照片:烈日下,绿油油的水稻田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水稻长势,并向朱英国了解水稻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情况。
彼时,在鄂州市杜山镇东港村的武汉大学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鄂州实验基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寄语:“感谢你们作出的贡献,希望各位继续努力,科技兴农,粮食安全要靠自己。”朱英国生前谈及此事时,仍然很激动:“我要更好地为农业安全、粮食安全服务。”
1939年11月份,朱英国出生在湖北罗田。早在儿时,朱英国心中便埋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要当一名农业科学家。“我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民的疾苦,希望能够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尽一份力,让乡亲们远离贫困和饥饿。”
上世纪70年代,为了追赶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季节,加快水稻育种科研进度,朱英国把目光投向了海南岛。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2年,朱英国和同事终于利用红芒野生稻与莲塘早杂交,培育出中国新的细胞质类型“红莲型”不育系。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几十年来,“红莲”家族中多个优质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红莲优6”“珞优8号”“珞优10号”陆续诞生。如今,“红莲型”杂交稻在全国及东南亚等地区推广种植面积已累计超过1亿亩。
朱英国一直强调,水稻是中国的原始创新,创新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对于‘红莲型’杂交稻来说,种质资源的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
在研究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的过程中,朱英国提出从农家品种中发现新的不育种质资源的设想。1984年3月份,经过大海捞针式的筛选,农家品种马尾粘中一棵不育株被发现。经过3年反复杂交试验,马尾粘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终于成功培育出来了,它就是“马协A”。“马协A”的问世,扩宽了当时杂交育种的理论视野。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在杂交稻领域,朱英国团队的“红莲型”与袁隆平院士的“野败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水稻大面积推广种植,被冠以“东方魔稻”美称。

追逐水稻良种春天

从大别山出发,在珞珈山求学,到五指山育种。朱国英的一生就像“候鸟”一样,追逐着水稻良种的春天。
1973年,湖北省成立了水稻三系协作组,朱英国被任命为组长。才30多岁的朱英国,成为湖北省杂交水稻育种研究的领军人物。由于杂交品种越来越多,每年要南下南繁基地四五次,做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实验。秋风乍起,朱英国奔赴广西南宁;寒冬来临,他又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他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一年又一年,朱英国马不停蹄地追逐田野的春天。朱英国曾笑称,“我是只‘水稻候鸟’,一年过三个春天,一年可以干两年、三年的事”。
追逐春天的脚步,听起来充满“诗意与远方”,但团队成员却深知其苦:毒辣的太阳烤着后背,汗水沾满了脸,朱英国和助手们蹲在稻丛间,小心翼翼把住穗头,剪颖、去雄、套袋、授粉、封口,每个细节都是一丝不苟,直到又饿又乏才收工。
白天在田里劳作,收工后自己捡柴做饭。禾苗的天敌是田鼠,为了保护禾苗,他们把铺盖搬到田埂上,每天晚上拉电网、撒鼠药、放夹子,彻夜与田鼠激战……一个春天,这样的日子有两个月;一年中,这样的日子就有6个月。
身体所受的苦是其次,最苦的是对种子的担心。1975年4月中旬,海南岛气候反常,稻子晚熟。为赶上湖北的育种期,朱英国他们收下稻种,来不及晒干,就匆忙起程。但是,仓促间忘了带《病虫害检疫证》,湛江站禁止他们通行。
稻种已发热,如再耽搁半天,几年的心血就将付之东流。又累又饿又急又气之下,朱英国竟昏倒过去。此情此景,令车站负责人大为感动,破例放行。
如今的武汉大学,早已有了温室实验室,但朱英国仍始终过着“水稻候鸟”的生活。今年4月中旬,78岁的朱英国院士还像往年一样,在鄂州基地播种结束后,又不辞劳苦地奔赴海南基地开展研究工作。4月份的海南,气温已有30摄氏度,朱英国戴着草帽、顶着烈日,站在实验田里。当看到大面积水稻丰收在望的景象时,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开心地像个孩子。

“生活苦没事,精神不能垮”

博士生肖海军是朱英国生前带的最后一批学生。他说,导师有两件事放不下:水稻事业和科研团队。
认识朱英国的人,都说他平易近人。他选择弟子没有条条框框,只要学生有求学的诚意、能吃苦,他就一心一意带在身边培养。
1975年,在湖北省沔阳县杂交水稻的培训中,朱英国发现当时不到20岁,连初中都没毕业的杨代常非常执著地钻研技术,很有一股子拼劲,是个难得的好苗子。1985年,武汉大学招收首届插班生,在朱英国的帮助和鼓励下,杨代常考入武大,此后他又成为朱英国的第一个硕士生、第一个博士生。毕业后杨代常在美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学习工作,成为美国加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实验室主任。
2005年,朱英国的一个电话让杨代常决定放弃美国安逸的生活,回到母校武汉大学。“我深知,我要回去,要用我学到的知识去回报我的祖国,回报我的老师,尤其是要回报朱老师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杨代常说。
杨代常回国后承担了国家973、86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重大项目。他办公室的大演示板上经常会留下诸多实验数据,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与研究团队做技术研讨。这样的习惯正是朱英国在他成长之路上留下的深刻烙印之一。
“我们培养出的学生,都不怕吃苦,都懂得生产实践知识、了解农业发展情况。”朱英国很是为学生们骄傲。肖海军笑言,其实有些学生一开始也不太习惯,比如郊外的实验基地蚊虫较多,女生们住不惯,但是渐渐也就练出来了。
“研究生第一堂课就是在田里上的。”胡骏2001年成为朱英国的硕士研究生,他说研究生入学的第一堂课,朱老师就要求所有学生必须来到育种稻田现场,到田里看看水稻样子,分析长势。
胡骏说,朱老师特别注重深入实地观察指导。在育种基地,不管天气多热,不管泥水多深,朱老师都坚持下田,亲自指导对水稻的观察。
农业科研常常与“苦、累、脏”联系在一起,朱英国常鼓励学生们:“敬业精神很重要,生活苦点没事,精神不能垮。”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将梦想刻在心头,将足迹印在田间。
朱英国既鼓励助手和学生们以田地为课本,在田地里历练;更鼓励他们以课本为田地,在攻读中成才,不断充实、完善、超越自我。
朱英国还常去农村,给农民作栽培技术培训。他认为,目前对于“80后”“90后”新农民来说,农村仍然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前提是不能满足于祖辈传下来的有限经验和常识,必须学习最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
“‘三农’问题要得到根本改善,应该从农业院校做起,从我们这些为农民服务的科学工作者做起。”他积极为农业发展献计献策,并在湖北、安徽等地建立了15个院士工作站,为当地农业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973”计划先进个人、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湖北省劳动模范、袁隆平农业科技奖、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在先生的履历表上,闪光的荣誉何其多。这些闪耀的光环之外,人们在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之间,已默默地记住了他。
先生虽逝,风骨永存。(来源:《经济日报》;作者:郑明桥)
编辑:黄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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