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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人物志 黄强(下)

黄强:将军披星月 乱世挽危局

2020-07-05 09:00:00 来源:河源日报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与侵犯上海的日军谈判签署《淞沪停战协定》。图为谈判现场,身穿军装者为黄强(前右4)。


■1945年9月28日,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将军(中坐者)在越南河内主持侵越日军受降仪式。前排右3坐者为黄强。


上海滩上,以十九路军参谋长身份,亲率南粤子弟兵浴血奋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谈判桌前,寸步不让、据理力争,不辱使命;西南边陲,率当地军民打通西南国际交通线,开辟了一条救亡图存路……国家和民族危机存亡之秋,龙川人黄强每每出现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亲率南粤子弟兵 血战上海滩


正当黄强第一次任职海南时,日本侵略者蠢蠢欲动。作为见多识广、谋略过人的军人,民国十九年,黄强被召回广东省城,接受了另外一项任务——培养军事后备人才。他此时的职务是广东保安处处长,兼十九路军教导队主任,训练干部千余人,随时用以补充十九路军及训练保安队四团干部。在随后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这批受训干部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淞沪抗日名将翁照垣、张君崧等,都是黄强任保安处长时的团长。


次年,黄强因开辟公路有功,升任行营军路工程处处长。民国廿一年,调任十九路军参谋长。“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一马当先,奋勇抵抗日军猛攻。


十九路军多粤人,日军对广东人非常仇恨,见到街上带有“广”字号的店铺,一律焚烧。当时只有19岁的张克明,参加了中山大学北上请愿团,跟龙川籍同学黄士崇等4人随一大队人马坐船北上吴淞口,停在黄浦江边。在船上,4个龙川籍中大同学听说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是龙川同乡,备受鼓舞。


1932年1月28日23点30分,日军在上海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袭击。我驻军依照总部23日下达的密令第2项“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的规定,当即给予还击,发生猛烈巷战。此时日军用铁甲车20余辆为前导,兵分5路从闸北各马路口进犯。总部接到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3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以电话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的黄强曾和戴戟戏言:“宁愿战死,也不愿与小鬼子磨牙累死。”


29日天亮,日军飞机出动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逐渐扩大。此战,敌我武器装备悬殊,十九路军将士凭着保家卫国的热血,虽在隆冬,亦赤膊上阵。首先投入战斗的是黄强任广东保安处长时的旧部翁照垣、张君崧两个团。黄汉廷率上校营长周刚如等和平勇士及其他将士,于29日奉命率部赴前线增援,在大场、燕毛湾一带,沉着应战,冲锋肉搏,杀得敌人连连溃退。十九路军将士拼死“为卫国守土而抵抗”,守卫上海滩达一月之久,日军“4小时占领上海”的意图落空,被逼上和谈桌。


转战谈判桌 据理力争不辱使命


3月24日,中日代表就停战协定问题正式会谈,中方出席的有郭泰祺、戴戟、黄强等7人,日方出席的有重光葵、植田、田代皖一郎等9人。


25日,上海停战会议续开,对军事问题,组成军事专家小组委员会开会讨论,中方以黄强为首,日方由田代皖一郎为首,英美法意4国武官列席。


《苦恼的国联:“九·一八”事变李顿调查团来华始末》一书曾追记此次谈判的场景:


田代皖一郎说:“日军数达五万,马数千,炮若干,如退入租界,实难容纳。日军撤至真茹、大场、杨行和狮子林四地,并非成一阵线,仅于该四地暂住,决无其他作用。”


黄强认为日军暂驻地域过大,与国联大会决议精神相去甚远,坚决予以拒绝。


双方僵持不下,和谈几将破裂。


列席会议的英国武官直言:“停战会议最重要之点,全在此小组会议,如再破裂,未免可惜。”


黄强宣读中日双方商定的三原则条文,暗示日方:出乎双方所同意规定的原则以外者,均非中方任何代表所能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日方略表让步,将日军撤退地点由真茹、大场、杨行、狮子林一线改为真茹、闸北、江湾、吴淞一线。


但黄强寸步不让,他指着地图说:“闸北、吴淞一带,均已被炮火破坏不堪,日军撤驻此地居心何在?日军如从吴淞、闸北等地撤退,其左翼可受租界之保护。”黄强话音刚落,英国武官连称:“甚对甚对。”田代皖一郎无言以对。


在与日军的谈判上,黄强不亢不卑,寸步不让,坚决捍卫我方权益。


上海停战撤军谈判举行了5次会议,未获实质性进展,其症结在于:在日军撤退程序问题上,日方坚持无理要求,致使谈判陷入僵局。会议持续至4月31日,尚无结果,中方不得已,只好提交国联特别委员会解决。


5月5日,中日代表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黄强在外交谈判桌上,未辱使命。当时的国民政府因其抗战有功,授予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参与了反对蒋介石的“闽变”。同年12月13日,身为漳厦警备司令的黄强兼任“厦门特别市”第二任市长。“闽变”失败后,1934年1月9日夜,在厦门被攻陷前夜,黄强离开厦门,前往香港。2年后,黄强复出,任福建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团主任。


临危受命 西南边境筑起救亡图存路


黄强第二次任职海南,做好各项考察,制定了各种建设计划,正准备放手大干时,日本侵我国土,交通线成为国运至关重要的命脉,他被委任为西南运输处河内分处处长,不久改任海防分处处长。当时法国严守中立,日本在越南的外交官,使出各种利诱威胁手段,致使越南害怕卷入战争旋涡,不敢支持中国。黄强到任后,游说各方,晓以利害,越南舆情这才渐渐地转向支持中国。


在越南任职期间,黄强的工作出色,国内需要的物资,就算与法国政府政令有所抵触,仍能得到通融输入中国,充实了抗战力量,并因此被国民政府授予四等云麾勋章。


1941年,日军占据越南。黄强返抵重庆,奉蒋介石及外交部宋子文之命,派驻昆明,担任中国战区昆明指挥部高级参谋、西南运输处处长,协调各方事务。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香港沦陷,华侨和国际友人等援助中国抗战的大批军火、药品等救援物资,无法经由香港转运至内地。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在云南开通一条西南国际交通线(雷多路,今滇缅公路)直通缅甸,以便建立一条经由东南亚各国的交通线,黄强受命督建西南国际公路。他身体力行,亲赴施工现场解决实际问题,与民工一起披荆斩棘,顶着敌机扫射,昼夜赶工不辍,直至如期完工,荣膺嘉奖。西南运输线的开通,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行政院特派员身份赴越南河内受降


1945年9月28日,因黄强精通法语,熟悉越南情形,遂以行政院特派员身份兼任第五处处长,随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前往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


据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黄强受派前往越南受降,主要是因为当时越南方面非常混乱,对于法越感情、华侨利益,均须顾及,处置极难,黄强事事以公平处理,深得法越及侨胞的信赖。


不管黄强在这次受降谈判所发挥的作用究竟程度如何,他都是中国方面出席的少数人之一,发挥的作用应不在小。


力推广东及邻省学子赴法勤工俭学


1918年,53岁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突发奇想,发表《海外中国大学末议》一文,主张在国外设立大学,专门收中国学生。吴稚晖的主张得到了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促成了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兴起。


与吴稚晖相善的黄强,在那几年投身到这一事业中来,他与汪精卫、陈其瑗发起组织广东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和赴法俭学活动,组织了广东留法俭学会,自任会长,组织了好几十人赴法留学。湖南亦深受影响,派遣了大批留法学生。


1917年,在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念书的何长工及华容县的革命家罗承鼎、戴勋,曾在广州一个工厂看到《留法勤工俭学会章程》和《说明书》等,找到了黄强,并得到黄强手书前往北京找李石曾、蔡元培,最终留学法国。(《华容党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1919年9月,福建省永定县50余名学生,从闽西南经厦门至香港转广州,住在工业学校里,一边候船赴法,一边学习法语。黄强热情招待了这批留法学生,给他们聘请了一位教法语的女教师,为他们打下了一定的法语基础。黄强还非常热心地带他们参观军火厂。离开广州之前,黄强与他们讲解欧洲风俗、西餐礼仪等社交和生活常识,使他们到法国后得益甚多。(《永定文史资料》第三辑)


1918年,汪精卫在巴黎致电黄强,认为广东赴法留学运动后于冀鲁湘川等地。黄强于是联合侨居广东的法国人士和本国教育家,组织成立“华法教育会广东分会”,为广东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当时的广东省政府接黄强报告后,同意各县送2名至4名留法学生,每年由县补助学费一半。半年内,广东选送半自费赴法留学生近400人。1919年3月17日至1920年8月,广东赴法勤工俭学学生251人。河源县人士李悦义,即于1924年前后赴法学习,获法国国立巴黎大学法学硕士、法国国立帝雄大学法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龙川县有彭思华、邹世俊等4人留学法国。勤工俭学运动培养出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彻底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大革命时期,粤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纷纷回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不居功 不弄权”


1946年7月,黄强以陆军中将身份退役。1947年,黄强出任台湾省第二大城市高雄市市长,“建树良多”。黄强后因年事已高离职,侨居法属马达加斯加,于1974年辞世,享年86岁。


对黄强的为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对其评价是不居功、不弄权。民国十年,吴稚晖前往法国筹办里昂中法大学,临行前,给黄强写了一个书法条幅,赞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并在条幅旁作小字云:“英儒罗素,以此三语为老子之精粹,尝冠其所著之书以为纪念。吾友莫京先生,最能实行此意,故书此以实先生之书斋,并当临别纪念焉。”


黄强有很重的乡土情怀,对家族亲缘关系也很看重。早在1908年任两广督练公所委员,北洋陆军炮兵第二十五标二营排长、四营队官时,他就捐饷协助修建了广州龙川会馆。


1913年,黄强主持建造的位于佗城百岁街的黄氏大宗祠,丰富了佗城的宗祠文化,是佗城众多宗祠中的佼佼者。该宗祠始建于乾隆七年(1742年),中西合璧,坐西向东,占地约400平方米,庄重雅致,甚为壮观。学者徐绍周在《民产文化与乡土社会 粤东民俗文化与地方社会》对黄氏宗祠进行了介绍,并评价道:“黄氏宗祠吸取了西方的建筑艺术,用青蓝色的石米批砌而成,整座宗祠牌面犹如一个花岗石屋,其布局之巧妙,工艺之精致,堪称一流。”


黄强为家乡还做了很多实事。多年以后,黄强之侄黄羲平,在一篇怀念黄强的文章中深情写道:“你捐资建立的老隆平民医院,依旧为平民驱疾除病;你捐资筑成保护水贝村免受水患的拦水坝,依旧在发挥作用;你购赠的一套《万有文库》,依然在佗城中学图书馆内供莘莘学子阅读。”


文/图 本报记者 凌丽  


编辑:梁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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