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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川求学上海,执教龙川;不愿当官,只当校长——

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献给教育事业

2020-09-13 11:05:00 来源:河源日报 凌丽

■李永川

本报记者 凌丽 文/图

人物档案

李永川(1903年—1984年),龙川县佗城东廓人,晚年自号锲斋主人。虽然他是一名从旧中国过来的教育界人士,但在龙川享有极高声誉,是萧殷、谢逢松、魏南金等当代名人的老师。多年之后,李永川的学生们铭记恩师的教诲,怀揣感恩之心,自信奔向未来。

不愿出仕 

任教龙川一中二十余年

明清时,到今河源市辖区的县区任地方官吏的,往往就在当地定居。李永川的父亲李国彬,亦有古人之风。清末时,他由惠州到龙川任官,民国成立后,官职虽然没了,但他喜欢上了龙川,便把以前居住的位于佗城东廓的官邸买了回来,取名“李园”,从此定居在佗城,成了龙川人。

李永川出生时,尚在清光绪二十九年,科举仍未废,但列强环伺,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5岁时,父亲让李永川到郑家祠私塾读书,启蒙老师是徐子良、郑雄楚,接受旧式蒙童教育,学习《三字经》《百家姓》《韵对玉屑》等初级读物。两年后,他开始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

李永川一边接受着旧式教育,一边感受着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欧风美雨,开始对未来中国抱有一种“光华复旦”的憧憬。1914年,李永川考入县立高等小学。此时科举制度已废,学校开始实行新式教育,李永川学习的课程,除语文外,还有英、算、地、博(物)与图、音、体等。3年后,他升入龙川旧制中学,并于4年后毕业。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李永川由龙川中学教师、共产党员黄觉群、杨复生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4年,李永川考入梅县嘉应大学预科。2年后,受聘于龙川第二中学,执教2年后,于1928年赴上海大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读书。嘉应州为近代客家文化的重镇,上海又得西方风气之先,李永川在两地读书,“从游梅水,曾登铁汉之楼;负笈沪滨,认取春申之浦”,但他最喜好的还是传统经史子集类,“已淬励于群经,亦磨砻于百氏。究心国故,日理丛残”;对小学训诂,他也是乐在其中:“辨鲁鱼之失,正音韵之讹”。

这个时候的李永川,在写作上下了很多功夫,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就,颇受时人欢迎:“文方起草,共盼传观;诗甫微吟,又争相和”。

1930年,李永川交的毕业论文是《杜甫研究》。知名教授陈钟凡等挽留他留校工作,但他坚持要回报乡梓,接受了原先服务的龙川二中聘书,带上求学时所作诗文手稿南归龙川,继续就任龙川二中教务长,襄助校长整顿校务。

李永川教书生涯中,任教最多的是语文课,后来参与改编《红楼梦》电视剧本的谢逢松,当年就听过李永川讲了3个月的精彩语文课,还得到了老师的重点辅导。谢逢松回忆说,他参与改编《红楼梦》剧本,与永川先生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1931年,李永川受聘于龙川一中,先后任教员、教务长、校长等职,达20余年,其间拒绝了数次出任政府官员的邀请。身为孙中山忠实拥趸的他,目睹军阀混战的乱局,认为这违背了孙中山遗教,发誓不做官,不与施苛政的市侩官僚为伍。

爱生如子 

出庭为学生辩护

在20多年的教育生涯里,李永川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谆谆善诱,诲人不倦。他在《七十述怀》里坦露心迹:“笃信教育救国之论,自树刻苦持身之旨,意谓将来教好学生,服务人群,可以远谗去怨,告慰于世。”

李永川有个龙川本地学生叫郑文生(1915年—1983年),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在今天的河源市图书馆有个“萧殷文学馆”,纪念的就是他的学生郑文生对文坛的贡献和在文学上的成就。萧殷辞世,李永川撰挽联云:“艺苑著徽声,忆旧难忘侍坐日;文评征灼见,恸今无复立谈时。”

谢逢松在上世纪90年代作诗怀念萧殷和他们共同的老师李永川说:“秋色正浓思师长,萧殷上溯李永川。”红色革命家魏南金,曾在李永川门下受教。

据同辈友人、同事回忆,李永川心地善良,和蔼可亲,从不阿谀奉承。与他同在龙川一中教书的杨荣春,在1990年为李永川诗集作序时回忆,李永川从不在人前炫耀知识与学问,从来不讲别人的隐私,从不对达官贵人阿谀奉承。他沉默寡言,诚实工作,大智若愚。“这种可贵品质与卓越涵养,无疑是他少年时代所受优良家庭教育的结果,也是他本人长期社会历练的结果。”

数十年后,还有不少学生回忆起李永川老师当年亲切的言行。学生彭文祥在1940年参加初中一年级中试时迟到了足足1小时,而口试主考官正是李永川。李永川破例给了他机会进行考试,并勉励他今后上学不要松散,要刻苦钻研,成为有真才实学的学生。

李永川爱生如子,从不吝啬对学生施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彭文祥对李永川老师在学习和生活上对他的帮助记忆深刻,一生感念。彭文祥撰文回忆,1946年春,他重新回到龙川一中读书,端午节前,过江回东坝家中吃饭,但暴涨的东江水使渡船停摆。正在他望江兴叹时,李永川刚好路过,问明原因,便邀他回家中吃饭。此后,他成了李家常客。李永川的长辈对他也很好,同辈的几个少男少女,也常在一处温习功课,他与几个少年更是情谊融洽,同桌饭同床眠,情同手足。后来,彭文祥遭逢一桩难缠的官司,被人诬告杀妻,李永川知悉内情后,将他保释出来。经法院判决,刑事部分无罪,民事部分两方自行调解。为此,李永川不惜花费2个多月时间自掏腰包奔波,最后以30石稻谷的赔偿结案。

李永川耿直刚正,感情强烈,爱憎分明,遇到学生遭受不公正对待,会不畏强权挺身而出,想方设法力保学生安全。

1942年春,龙川一中学生会主席刘斐成(刘波)、学生叶观渭及校友张克明因有“共产党嫌疑”被龙川县长逮捕(时称“陶女事件”),送往佗城东坝看守所。出于对青年的爱护,李永川前往探监,对当局这样折磨青年行为极感愤慨,设法营救他们。

1943年,龙川一中篮球队和驻县城的国民党税警团球队进行过多次比赛,税警队屡屡败北。在佗城学宫一场球赛再度败绩之后,税警团以一中体育老师“执判不公”为借口,当场殴打球证员(裁判)、一中篮球队员及学生。在学生党员的发动下,一中同学上街示威游行,喊出“严惩凶手,打倒税警团”的口号。后来,双方为此对簿公堂,李永川挺身而出,愤然出庭为学生辩护。

后来,当地又发生惠龙师管区司令辱骂教师、迫害学生一事,李永川气愤填膺,撰写《告龙川同胞书》,将事实公之于众,呼吁社会各界主持正义,又派学生郑子宏、李志宏、方润华等前往迁址韶关的省府告状。

以文章鼓与呼 

身体力行支持抗战

抗战期间,李永川爱国爱乡情切,多次以书生之笔,歌咏抗战勇士,为抗战鼓与呼。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沈阳、长春,准备大举进犯黑龙江。10月,马占山临危受命,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任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军事总指挥,决心与黑龙江共存亡,孤军御敌,极是悲壮。11月10日,马占山向中央政府发出电报,内云:“静候世界各国公理之解决外,务恳全国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不胜愤慨之至。”

远处岭南边陲的龙川人民听到了,准备作出回应。龙川各界抗日会委托时年28岁的李永川为执笔者,写下《为马将军孤军抗日募金告民众书》,为马将军打气,向龙川民众募捐支持黑龙江人民抗日:“慨自辽吉失陷,黑省垂危,马将军占山,愤倭即之奇横,恸宗社之将厔”“鼓其抗日之师,冀作殊死之战……孤军转斗,势难久持。糈粮不继,诸葛出师无功;兵矢俱穷,李陵绝域饮恨……敢为马将军请命,敢为黑省健儿请命,冀全县父老、各界同胞,慨倾仁囊,先弦高乘韦之犒;共输义粟,作我军秣马之资。”

1937年7月,卢沟桥守将赵登禹殉国,消息传来,李永川“叩天不语泪双流”,写下长篇古风《赵将军歌》,歌赞赵将军几度率领孤军奋勇杀敌的场面:“廓清恶氛有何人?凭恃将军铁与血……羽书忽报赤峰失,旋闻遵化又告急。排山倒海动地来,喜峰口外已进逼……豺虎张牙直扑入,孤军陷入重围里。”

李永川不仅用文章诗词来记述抗战,还身体力行为抗战出力。1939年,龙川的知识青年组织团体抗日救国,李永川和张克明都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迎军支前

率领学生欢迎南下大军

抗战时期,中共党组织对各学校教职工的政治状况进行了一番分析,以使正确贯彻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学运的开展,主动团结开明、进步、爱国的抗日民主人士,尽力争取那些只管埋头教书不谈国事的中间人物。在龙川县享有极高声誉的李永川,与同在龙川一中的方硕梅、隆师的张道隆、金安中学的黄崇礼、龙川二中的钟雄亚等,都在团结、争取之列。(《抗日时期的龙川学运》,黄民,黄义)

1948年,李永川学生魏南金统兵九连,势压国民党当局。他致书老师李永川,赞老师在乡梓德高望重,支持革命作用甚大。李永川将信秘密地给曾光涛、甘雯等传阅,告诉他们:“独夫倒行,末日已临,共产党得道多助,民心所归,建国兴邦,指日可待。”

因李永川德高望重,龙川国民党当局把他聘为“戡乱委员”,但李永川并未参与所谓的“戡乱”工作。在一次会议上,李永川一句也没谈如何“戡乱”,只谈了当下教育经费困难,教师薪金微薄,提议应改发谷物。

1949年5月,龙川解放,龙川县人民政府成立,李永川被委任为龙川支前委员会副主任。70岁时,李永川回忆:“为避免地方之糜烂,亦曾为和平而呼吁,使县为本省首先解放之一县,而协助授受与迎军支前等工作,无不尽其绵薄而致力焉。”

谢逢松当时在李永川的带领下迎军支前。他在《缅怀我的老师永川先生》一文中回忆道,“永川先生是我们班的语文教员,每天都要听他讲课;在校外活动,永川先生是龙川各界迎军支前委员会副主任,我们要在他的带领下开展迎接大军南下的活动。”当时迎军的场景是这样的:“当时全校师生站在东江岸边,敲锣打鼓,欢呼歌唱,望着解放军坐在木船上(他们也向我们欢呼),顺流而去。”

1950年5月,李永川被选为龙川县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不久被选为龙川县教育工会委员兼秘书;1951年,被选为龙川县教育工会副主任兼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他满怀希望和热诚参与家乡建设。

情系乡梓

临终犹念县志未成

1952年“土改”复查时,李永川受到不公正处理,被遣返回家。此后,李永川的经历跌宕起伏:1956年,重回龙川一中任教;1958年7月,在“反右肃反”中被遣返回家;1962年,到龙川县文化馆工作;“文革”中,再度被遣送回乡务农。1980年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后,李永川当选为县政协常委,被安排协助整理龙川旧方志。

李永川曾撰有《李园诗集》《龙川名胜古迹考》《龙川建县沿革与演变》《苏辙在循州》等,但大多毁于“文革”,许多藏书毁弃。

晚年的李永川受命到龙川县志馆编撰《龙川县志》。1984年,他在龙川县文化馆住处接待了从北京回乡的学生张克明。张克明看到,李先生的房子很小,除一床、一桌、一椅外,几无余地。张克明说:“房子太小了吧?”他说:“不,我身无长物,现在又回到纸、笔、墨、书中矣。房子是小一点,但一个人的胸襟开豁,天地也觉其小呢。”

1984年12月,李永川病逝,享年81岁;临终前,他念念不忘县志未曾修完,引为遗憾。他去世后,时任龙川县党政领导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生前亲友、学生、邻里等来吊唁者逾千人。灵车路过沿途乡镇时,乡人立于路旁含泪相送。

本文主要依据资料:《龙川文史专辑 第10辑 李永川诗集》(1992年)

编辑:梁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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