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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对待青年最好的办法就是热眼旁观

2016-5-15 8:04:00河源日报佚名

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与吴福辉共同担当)。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钱理群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

今年77岁的钱理群,被戏称为学术江湖中的“柯镇恶”,以正直无私、关爱后辈而得名。
自从2014年底宣布淡出学术界、告别青年以来,钱老依言不再出席公开活动;2015年夏天,更是毫不留恋地卖掉房子,只带着心爱的书本和老伴儿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越发低调,而著作却是在成辑成套地出着。一如所愿,如今他不仅摆脱了吃吃喝喝、修修补补的日常琐事,可以专心写作,还开始按时作息、锻炼身体,一天看4份报纸,每天晚上还要看看电视,越发地返璞归真,甚至是返老还童了。五四青年节之际,钱老接受了凤凰文化的采访。在采访开始前,“30后”的钱理群“小朋友”认真地告诉凤凰文化要注意时间:“我们这儿吃饭要按时的,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要是晚了,老师要着急了。”
钱老对自己规律的生活和高产的工作状态很满意,“在中国,像我这样能够整天坐着写东西,天天写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他轻轻指数过近年来的著作,“我现在就爱出这种小册子,十万来字,也好读。”难得的是,这些小册子里除了脉络清晰地记录其多年来对青年一以贯之的观察所见,还用大量笔墨呈现了青年的自我反思,指出中国青年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成长着……宽慰之余又不免重陷焦虑,因为几乎整个思想文化界对青年群体都是忽略的。
1998年,钱理群寄语“70后”、“80后”们要“学学大侠的定力,排除一切干扰,不为周围的环境、气氛、舆论、时尚所动,气定神闲,我行我素,在苦痛的沉默中沉潜十年”,却在十年后错愕地发现,正在被培养为接班人的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比起被“文革”阴影笼罩的第三代学人中,不自觉沾染了霸气、流氓气,或依附权势的学界新父们,这些年轻人显然更加懂得配合、表演,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无可挑剔。
无论是对自己这代人,还是对下一代、下下一代……其不满都不落在个人,而是要检讨由于20世纪以来我们民族种种不幸遭遇和自身失误,由几代人组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上存在的根本性缺憾。他觉察到,新世纪以来学术生态的变化,特别是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环境的变化,很可能是关键所在:如今在高校中,启蒙知识分子早已被放逐,学院派知识分子靠边站,政治活动家型的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他鄙视而且高度警惕那些千方百计挤进既得利益集团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欣赏坚守学术和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体制不合作者,至少要凭兴趣做学问,凭良知教学生。
但钱老并不鼓励青年教师模仿自己的学术路径,他半开玩笑地说,在中国体制下,至少要先当个副教授才能有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权,“否则也没人听你啊”。不过也不能事事都怪体制,而要看知识分子面临诱惑的能力,“再困难总比屈原处境好吧,屈原还可以写出《离骚》呢”。
他一再说自己老了,“我是‘30后’,跟‘90后’差了六代人,我有这个自觉去理解你们,但我觉得我也不能完全懂你们。”作为祖辈,对待青年最好的办法就是热眼旁观:“青年不一定需要支持,更不需要老一代的人指手画脚,你不必跟他走,也别去干涉他,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着他,观察他,有需要的时候帮一把。”
但是就像他一生尊崇的鲁迅口中真正的知识阶级那样:永远的批判者,永远不满足于现状。这种反思和关切,并未因为他退出学术圈、告别青年,或卖房养老而些微减弱,他敏锐地发现了当代青年中的新动向——2015年,青年学者杨庆祥发问,“‘80后’,怎么办?”他以“50后”为参照,召唤同侪“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里醒来,超越一己的失败感,重新建立个人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但在钱老看来,他把“50后”过分理想化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每一代人也都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后毛泽东时代,“80后”如果要回到历史现场,首先要解决的是公共空间、政治和精神空间的相对狭窄的问题,这也是改革的方向所在;而另外一位青年学者王翔关于“当代中国青年身份认同”的讨论,则应该引起更大的关注。钱老非常认同王翔对“80后”、“90后”的命名——整个社会处处在流动,每个人都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新移民,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漂泊者。
眼下,全世界青年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慢慢趋同;网络时代的青年政治风生水起;一线的青年教师们正在催生一场静悄悄的教育变革;青年读书会纷纷涌现、青年志愿者运动正在由服务性质演化为新生活运动……“这是一种重建的,有点像五四的东西,非常值得注意”。

访谈

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是第一线的老师

凤凰文化:鲁迅先生说,青年不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但您关注的更多还是“醒着的”青年,对于占青年大部分的那些“睡着的”、“玩着的”,您怎么看?
钱理群:我对那种睡着的玩着的青年,并不鞭笞他们,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前提是你必须诚实劳动。只要守着这个底线,然后你睡啊玩啊醒啊努力啊,那是你个人自己的选择。累了休息一下有什么可自责的呢?愿意和我聊天的一定是醒着的,就是有点不满意自己的现状,或者不满足于他受教育所听到的那些东西,不知道路怎么走,想另外找个出路。我接近这部分青年,然后和他们有共鸣。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青年,其中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在做什么,其实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其实中国教育改革核心应该关注的第一线的老师,大家谈教育改革往往忽视了第一线的老师。我大概关注了遍布全国的17位教师的经验,真正的教师有三个标准:一切为了学生的成长,喜欢读书,有自己的思考。中国教育改革,首先是要给一线老师更多的自主权,真正的教师正在通过静悄悄的教育变革改变课堂。

凤凰文化:您特别关注青年读书会和志愿者运动。
钱理群:我觉得青年包括“80后”、“90后”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建立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我们那代人以革命为理想,当然现在失望了,但是那个传统还在。我给青年人提出两条途径,一条是读书,因为你要接收资源,不能从抽象广泛性进去,我为什么特别支持搞读书会,就是你得通过读书越广泛地开拓视野,然后寻求一种精神责任。
另一个就是适当参加实践活动,就是我说的志愿者运动。过去只关心农村,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但毕竟大部分人是不能到农村去的,那么你怎么认识你这个城市的文化?越是大城市的文化消失得越明显,现在上海的大问题是年轻人都不会说上海话了。比如说去了解社区文化,了解方言,甚至还有手工作坊,这是现在志愿者运动的新动向,过去偏于服务,现在更多成为了新生活运动,这是一种重建式的,有点像五四运动的那样一个东西,非常值得注意。

凤凰文化:刚刚提到的五四,学生运动特别地频繁,好多学生成了职业革命者。蔡元培作为一位教育家实际上是很失望的,后来包括胡适也都很反对青年成天不学习去搞运动。吸取知识和切入社会实践,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去保持一个平衡?
钱理群:在校学生不能整天去革命,不好好读书,你行动应该有一个思想来支撑。所以我比较赞成的一个模式,就是先组织读书会,在读书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共同的信念,然后大家再讨论我们怎么把它变成实际行动。
志愿活动也不能只是凭爱心,凭善良的愿望或者人性,这不能持久,因此要建立志愿者文化。现在志愿者文化基本是引进的港台和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但要持续下去就把这个理念本土化的问题,要通过读书来形成这种精神的资源。比如墨子是中国草根组织的祖先,他那个就可以叫志愿者组织,墨子的本土篇包括它的兼爱思想在今天都是有意义的,就进一步到古代传统。

凤凰文化:那有一些青年他不在高校里,但也有这代人共同的困惑,如何跟他们发生联结呢?
钱理群:我这些年跟志愿者合作,编了平民教育读本。平民教育的对象是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就是城市里的打工者,还有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回到农村去的农村青年。新一代的打工者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他和老一代打工者不一样,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有继续学习的愿望的,现在基本上是对他们进行技术教育,但我觉得需要逐渐把人文教育渗透进去。我就提出身份自信,你的文化身份是双重的,这是你的优势,你别忘了农村,还得接受城市文化,实现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

凤凰文化:钱老师,你自己的几个学生……
钱理群:这个不要具体谈,我有个原则,凡是我的学生不管我怎么看待他,但是我不公开批评他,还保持一个师生关系。但是有这样一部分人现在在青年教师中占一定的比例,我觉得挺可怕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人走相对的学院派道路,也参加国家项目,也不公开批评这个体制,他就找好分寸做学问,把这个作为一条底线,这样的相当多,我觉得也值得肯定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少数彻底看透,然后他采取自觉的边缘化,用别的方式挣钱,办什么班啊,投稿啊,在体制上自愿地靠边站;那么还有一种人,基本上做学术为主,但是有人文关爱的学术,另外他们跟学生关系非常好,我是看好他们的。

凤凰文化:现在不只是青年教师出头特别难,师生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前阵子那个就是所谓的逐出师门的那个事儿……
钱理群:我知道。其实我是同情那个学生的,他在朋友圈里议论议论有什么不可以啊,这个导师怕得罪那个提及的导师和跟他的学者。我之所以告别学术界跟这个也有关系,就没意思,师生关系都充分被名利化了以后没什么太大意思。我后来甚至不愿意带学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最初人家考我的研究生是因为在精神上和我有共鸣,后来我成了一个名教授,现在学生报考他考虑功利,特别实际,他算这个老师有多少关系。现在师生都过于精明,所以师生关系也发生扭曲了。

凤凰文化:您对发生在高校的事件还是非常关注的。
钱理群:之前不是还发生一起青年教师冲突的事情,很典型的一个事情。他确实应该受到处罚,但是拘留是非常荒唐的,开除也是不对的。那些人像教主一样,所以现在青年教师生存环境非常惨了,要坚持非常难。
判断一所大学的状况,关键是看主导这个大学的教授是什么人。原来是启蒙知识分子,后来变成学院派知识分子,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有缺点,但是他们有个底线。但现在启蒙知识分子早已被放逐了,学院派知识分子靠边了,政治活动家型的知识分子或者社会活动家型的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大学就很难办了。
后来我对学生的要求也降低了,我不期待你成才,因为学术成就需要很多主客观的条件。而且这个时代不是学术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现在面临很大问题,现在所有的社会制度,所有的发展道路,所有的文明形态,都出现了危机,我们现有的所有理论资源,都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或者合理地解释现实,它迫切地要求学术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飞跃性的发展,但是现在整个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不创新就不可能有前途,但是要创新就必须要根本性地改变现有的结构状况,这个问题非常现实。美国的创新往往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在边缘,自然而然做的,不像我们搞运动,提倡什么什么。我们教育理念上有一种官僚主义文化,很荒唐,中国教育的破坏力太大。

(因版面原因,刊发时有节选,原文见凤凰网文化频道)

编辑:黄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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