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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啸仙审计惩腐记

2017-8-13 8:04:01河源日报陈其明

○人物档案

阮啸仙广东河源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之一,广东青年运动的先驱,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人民审计制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

“五四运动”校学生会主要负责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书记并代粤区执委会书记, 1926年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农委书记,建立仁化县安岗苏维埃政府,被选为主席。出席过党的六大,当选中央委员,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赣南军区政治委员。1935年2月,阮啸仙领导的赣南省委机关部队被敌围困,3月6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8岁。

2009年,阮啸仙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80多年前,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为主题的审计风暴,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领导这场红色审计风暴的,就是被誉为中共首任“审计长”的阮啸仙。

●作为中共党内资深的经济审查干部,阮啸仙众望所归成为红色苏区首任“审计长”

1933年秋,受党中央委派,在上海时任互济总会救援部部长的阮啸仙,由中央交通员带领,风餐露宿,几经辗转,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中央苏区中心——江西瑞金。

中央苏区,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转战赣南闽西后,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反“围剿”斗争,而开创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正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毛泽东在瑞金建立了新型的工农兵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使全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一缕曙光。

11月7日,在瑞金叶坪村召开了举世闻名的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阮啸仙虽在白区工作,也未参加会议,但因其在党内久负盛名,加上熟悉了解其情况的毛泽东推荐,仍被大会选为63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瞿秋白等人一起,参加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工作。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驻扎在沙洲坝村一座叫元太屋的普通土墙瓦屋里。毛泽东、贺子珍夫妇就住在这里。屋右侧不远处是人民委员会,里面住着张闻天等人;左侧三十多米处,有一幢杨氏宗祠,分上下两厅,左右两侧各有几间耳房,阮啸仙被安排住在右耳房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土屋里。

刚安顿下来,阮啸仙就遇上了他十分敬仰、专门前来看望老战友的毛泽东。

早在1923年 6 月,毛泽东作为湘区的代表,来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认识了既是大会代表、又是大会筹备人员的阮啸仙。从此,两人结下了诚挚的革命情谊。

“啸仙同志,广州一别,一转眼就十年了,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共事啦!”毛泽东握着阮啸仙的手,高兴地说。

阮啸仙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央苏区,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战友,心情异常兴奋和激动。尤其是了解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左”倾领导人的打击排挤,其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全部被撤销,只保留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一职后,仍然忍辱负重,领导苏区人民开展经济建设,支援红军前线,阮啸仙对毛泽东更是肃然起敬。

此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原来是附近屋场前来探望的群众。毛泽东拉着阮啸仙的手,向大家介绍道:“你们别看他长得像个白面书生,他与彭湃一样,都是广东闻名的‘农头’。我在广州农讲所时,就听到很多人唱:‘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到哈哈笑,地主见到哇哇叫’!他是真能为我们穷苦百姓说话办事的!”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阮啸仙对中央苏区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几天下来,阮啸仙了解到,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府领导苏区人民,克服了国民党残酷军事“围剿”和严密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峻困难,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组织赤白贸易往来,初步建立了财税金融架构,苏区经济开始出现转机。但苏区日常必需品极度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仍异常困难。

苏区内部一些情况,也令阮啸仙深感不安。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阮啸仙发现,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的《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规定设立财经审计机构形同虚设,财经审计开展不经常,致使苏区财经管理较为混乱。

更令人气愤的是,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胆大妄为,利用职务之便,涂改账目,假造凭证,贪污公款,中饱私囊;甚至有个别工农出身的干部,官僚习气滋生蔓延,也出现了贪图安逸、奢侈浪费和贪污腐化现象,有些情况令人触目惊心!

中央苏区财经管理工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令初入瑞金的阮啸仙深感忧虑和焦急。

“必须尽快改变苏区财经混乱状况!”阮啸仙坚决地对随同人员说。经过几个昼夜的思量分析,慢慢地,一套治理苏区财经混乱状况的初步方案有了头绪。于是,阮啸仙将此详细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要确保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队的供给,必须千方百计发展苏区经济,想方设法增加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

“对工厂的公账……,应当每月向工人公布,或是由工人与工会派代表来审查,每月不要有了结算就放心,工厂负责者与该厂上级机关,应当详细审查结算,在机关及厂矿要真正建立和实行严格的会计结算制度!”

“健全审计机构,制订审计法规,规范财经行为,旨在更好地保障苏维埃财经政策的充分执行,使财政收支更适合于革命战争之需要!”

“只有加紧反对腐化,反对官僚主义,才能更有力地彻底消除贪污现象!”

……

阮啸仙的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关于健全完善人民审计制度的建议,也引起了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其他领导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说:“这种人民审计制度,必须尽快以苏维埃政府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隆重召开,阮啸仙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

大会决定,将原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审计委员会”,重新组建直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并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第一次将中央审计委员会的隶属关系、机构组成、主要职责、工作流程及人员配备等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阮啸仙也在此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苏维埃共和国审计机构地位的嬗变提升。“一苏大”时,也就是1931年11月,曾在人民委员会下属的财政人民委员部内,设立了一个“审计处”,职责是“掌管关于总预决算的审核,簿记之检查及审核国家预备之支出、国库现金及存款事项”;1933年9月15日,人民委员会49次会议决定,成立了以中央工农检察部副部长高自力、中央内务部副部长梁柏台、中央国民经济部代部长吴亮平3人兼职为委员的“审计委员会”,隶属于人民委员会; “二苏大”时,决定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规定其直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与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临时最高法庭并列,其成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任。在两年多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审计体制的重大改革,从先后隶属财政部、人民委员会,到直属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共和国的决策者们,既是出于对苏区财政经济工作形势的考虑,也是为了建设清正廉洁苏维埃政府之需。

在2月3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当讨论由谁当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向阮啸仙。

阮啸仙是中共第一批党员之一,曾与毛泽东、澎湃等人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被誉“广东农头”之一,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农民运动的骨干。被选为中共“三大”“五大”“六大”代表,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党的经济审查工作。

这样资深的领导干部,当然是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的合适人选。在毛泽东的推荐下,阮啸仙众望所归,一致被推选为新组建的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

中央审计委员会,有人誉称它是“最早的审计署”;作为中央首任主任的阮啸仙,自然就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审计长”。从一位党的经费管理人员,到负责全党的经济审查重担,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等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对阮啸仙的高度信任与倚重。     

●阮啸仙一上任就主持起草《审计条例》,中央苏区的红色审计成为苏维埃反贪惩腐的重要战场

1934年2月初,阮啸仙到中央审计委员会走马上任。

中央审计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临时最高法庭并列,是在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重要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审核国家的年度收入与支出,监督国家预算之执行。
中执委会议结束的当晚,阮啸仙就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住处,向他汇报了中审委筹建有关事项,并一起探讨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形势下如何开展审计工作等问题。

“啸仙同志,监督国家财税收支,把好政府收支关口,确保苏区干部廉洁从政,中审委责任重大呀。你在中央负责过党的经济审查工作,在这方面有经验。但苏区与白区情况不一样,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阮啸仙曾在“五大”“六大”期间,专门负责党的经济审查工作。1929年初从莫斯科回国后,党中央安排他在上海工作,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审计处长,在党的经济审查和纪律监督方面,确是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苏区四面临敌,尤其是面临国民党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要做好苏区的财经审计工作,阮啸仙感到困难确实不小。

考虑到苏区经济困难,条件所限,阮啸仙决定把中审委的办公场地定在自己的住地,并把挑选审计人员条件、近期工作安排等问题,详细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对阮啸仙的安排表示满意,高兴地说:“苏区经济有困难,我们这些当干部的,办公室只能因陋就简了。”末了,又说:“这次对苏区审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既强化了监督检查苏区财经收支执行的职能,也大大提升了苏区审计机构的地位和权威,你就放手大胆地干吧!”

阮啸仙十分感谢毛泽东的信任,坚定地回答:“财经审计关乎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成败,也关系到红色政权能否巩固的大事,我绝对认真对待,请泽东同志放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为确保审计工作有法可依,阮啸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审计工作建章立制。他先后拜访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高自立、吴亮平等原审计委员会兼职委员,走访了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内务部、工农检察部、裁判部以及国家部分企业负责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尤其是数次专程拜访了对法律法规有深厚造诣、时任中央司法部部长、被誉为“红色法律专家”的梁柏台。

由于他虚心请教,勤于思考,又注重实际,借鉴吸纳,经过几个昼夜的反复推敲和修改,一份条理清晰、规则明确、程序便捷、操作性强的审计规章,终于拟草完成。

几天后,也就是2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审查通过了由阮啸仙组织起草的这份审计规章,并正式定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

当天,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中字第2号”命令的形式,由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颁布实施。

这份条例,共19条30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第一部完整的审计法律文献。它明确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计机关的体制职能、权限范围、程序规则、报告制度,以及规范审计的表格和簿记等,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央苏区的审计工作开始步入了依法审计的轨道。

翻阅着带着油墨芳香的审计条例,阮啸仙感到无比欣慰。

接着,阮啸仙开始着手挑选审计人员。他把出身贫苦,有一定的文化和财会知识,能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敢于斗争、刻苦耐劳的年轻干部选入审计机关,并进行严格教育培训。

为确保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阮啸仙在广泛调研基础上,亲自制定了审计工作人员“六不准”的工作纪律,即: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作不精确统计;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

与此同时,阮啸仙找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领导,请求中央政府按中央和地方《苏维埃组织法》《审计条例》的规定,在省及中央直属县(市)尽快依法建立审计组织。

在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的关心重视下,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省、福建省、粤赣省以及瑞金直属县,都纷纷相应成立了审计分会,并开始有序地开展了各项审计工作。

至此,在阮啸仙的努力下,中央苏区的依法审计监督工作,有了一个坚实基础和良好开端。而阮啸仙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严以律己的道德品行,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充分肯定和赞誉。  

●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机关查起,阮啸仙率领审计人员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审计风暴” 

审计机构组建后,阮啸仙带领工作人员,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审计工作。

“审计工作应抓重点,党政机关抓节支,企业单位抓增收!”在审计委员会一次会议上,阮啸仙反复强调这一问题,并决定审计工作应从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开始,通过财务审查,促进建章立制,规范收支行为,遏制腐败现象。

这一决定,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鉴于审计委人手少、任务重,毛泽东同意阮啸仙的请求,批准从苏维埃政府各部抽调人员,组成“突击队”,进驻中央各部委机关。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审计风暴,迅速在中央苏区掀起!

“监督国家预算之执行”,这是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法定职责。阮啸仙率先垂范,亲自带领审计人员,先后检查了中央人民委员会属下的劳动部、土地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司法内务部、粮食部、工农检察部以及总务厅等“中央各部”的账目,进行严格的经济审计,“并帮助编制预算决算”,促进了苏维埃共和国财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对中央政府各部3月份预算进行审计后,阮啸仙指示工作人员将审计情况形成书面审计报告,及时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汇报。

这份由阮啸仙亲自审签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三月份中央政府预算的总结》,实事求是,言简意赅,旗帜鲜明地褒扬成绩,实事求是指出存在问题。

审计报告认为,中央审计委员会对中央政府3月份的预算审计发现,当月编制的预算都能按照工作实际需要,“详加核减”,“以前随便开列数字的现象基本没有了”,认为“这是预算确立过程中的大进步”。审计也发现,中央各部在响应苏维埃政府号召,注重改善工作方式、裁减不必要工作人员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绩。审计报告认为,中央各部除新成立的粮食部外,3月份比2月份减少了169人,裁减结果是,“各部门的工作方法改善了,工作的情绪比以前紧张了,劳动纪律提高了”,并热情洋溢地表扬了中央劳动部从细微之处抓节省的典型:

“劳动部做得最好……劳动部在工作人员方面比经济部多十七人,而办公什支的用费却是一样多。劳动部买印(刷)厂里的纸头纸尾来办公,一月只块把钱,灯火有一定的限制,每月减少预算只七元,修理房屋器具自己动手,每日节省一分菜钱,出发工作的,从远来买回比较便宜的油盐,自己种菜养猪,伙食反而较好。尤其他们负责人经常注意经费问题,也能及时举发贪污浪费行为,差不多整个动员做这一工作。这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审计报告还严肃指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各部首长,对于预算决算制度,还未有提到与整个苏维埃政策的重要性来注视这一工作,有的没有配合实际工作的需要,来负责检讨经费问题,单就土地司法内务三部造来的预算上,关于工作人员方面来说,在详细审核时,会计科长算不出这么多人来,总务处长又说那么多,部长说实在没有这么多,即此可见一斑。一般来说,预算决算行政首长是很少过问的,最多是过一过目而已。    

二是,阶级警觉性不够……

三是,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不会写算,不懂管账,差不多成了一般的现象。在这里应警觉我们,提高热忱学习管理自己国家的财政。

四是,各部裁减冗员,节省不必要的开支,还没在积极方面提高应有的限度。我们要求各部负责同志,决心做出更进一步的成绩,做成全苏维埃的模范领导。 

 ……

审计结束后,阮啸仙带领审计人员,又召集部门领导及财务管理人员开会,强调实行编制预算的重要性。各部门领导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审计人员的帮助下,普遍加强了相关财经管理,并及时建立了预算决算制度,财务混乱状况得到遏制。到3月中旬再次核查时,各部当月的预算,其“工作人员由上月的849人核减到680人”,“经费由上月的3678元核减到2831元”,机关开支和人员大大节省减少,审计核查初见成效。
对此,阮啸仙深感欣慰。

“裁判检举对贪污浪费的行为” ,这是《审计条例》规定的审计工作之重要职责。阮啸仙在审查三月份中央政府预算时,发现土地部使用地主出身的王宗元任会计科长。“在我们突击队发现他的贪污时,他就开小差逃了,几乎被卷去巨款。”审计中,阮啸仙还发现土地部“工作团李某某是被公审过的,在宁化工作时就有贪污行为”,当审计人员审查账目发现账款不符时,“他又报说失掉二百多元”……

对此,审计报告在对贪腐分子进行无情揭露的同时,对土地部负责人进行严肃批评:“明知王宗元是地主,而忽视了,将财政权放在他手中,使他贪污了且逃跑,这是值得提出来警醒我们的。” 

与此同时,阮啸仙指示审计人员,将土地部有关人员涉嫌贪污腐败线索移交中央工农检查部。在这些案件查处中,中央工农检查部借助中央审计委员会提供的线索,快速核实了贪污行为,王宗元、李某某等贪污腐败分子受到应有的惩处。

毛泽东读完审计报告,也十分高兴,当即批示《红色中华》予以公开发表。该报是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发行量高达近四万份,号称“苏区第一报”。于是,由阮啸仙亲自组织和审签的这份对中央政府预算的审计报告,在3月17日的《红色中华》第163期第三版显要位置公开发表,开创了审计结果在媒体公布之先河,并由此作为一种制度予以坚持,从而扩大了社会影响,树立了国家审计权威。

 ●面对地方苏维埃政府财政预决算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阮啸仙严厉地提出批评和改进建议

《审计条例》规定,地方苏维埃的预决算列入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审计事项”。为此,在审计中央政府部门的同时,阮啸仙扩大了预决算审计的覆盖面,组织开展了对省级和直属县苏维埃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其中,对粤赣省和瑞金县等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审计最具代表性。

粤赣省是中央苏区时属三个省份之一。粤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于1933年9月,机关驻地在会昌县文武坝。   

在对粤赣省3月份预算的审查中,发现存在问题较严重。阮啸仙十分着急,当即以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名义,给粤赣省苏维埃主席团写了一封信,开门见山指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预算没有按照人民委员会的命令核减省县区乡苏维埃工作人员;预算没有遵照人民委员会节省30%的指示,反而超过2月份的预算;预算编报不及时。审计还发现,粤赣省审计委员会虽然建立起来,但没有“真正的工作起来”,对预算也“未有尽到他的作用”等。      

对于这些问题,阮啸仙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未按命令核减工作人员和开展节省运动,认为粤赣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似乎没有接到人委会第一号指示一样”,“这样忽视上级命令,忽视节省一个铜片为着战争的意义,尤其于都的贪污浪费,还未有引起你们的警觉,不能不使我们视为惊奇的事”!  

“于都贪污浪费案”,是一件触目惊心、轰动整个中央苏区的贪腐大窝案。该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壁利用职权,强挪公款做生意牟私利,涉及各级各部门领导60余人。因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位高权重,在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无法查处的情况下,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项英亲自率工作组,前往于都直接查办。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撤销了熊仙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并由最高法院判处监禁一年。

此案判决及时,在中央苏区引起强烈反响!阮啸仙在公开信中重提此案,就是要警钟长鸣,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警醒。

对粤赣省的审计工作,阮啸仙也十分牵挂。他在信中特别指出:“省审计委员会虽然建立起来了,还没有根据地方苏维埃组织法和中央审计条例,真正的工作起来。”“希望你们的审委很快的认真工作。”

在给粤赣省苏维埃主席团的公开信中,阮啸仙实事求是,谆谆告诫大家,在贯彻落实上级关于节省运动的指示时,千万要防止“机械的或平均”地节省,一切应从实际需要出发;在减少工作人员时,指出大家要“注意某些地方经验”,关键是要“提高我们的劳动纪律,改善我们的工作方式”等。这种提醒,实属难能可贵!

经过审计,推进了粤赣省节省运动的深入开展,促进了预决算制度的落实。据《红色中华》报道,“粤赣省苏维埃在节省经济上,自中央审计委员会严格指示后,近来是有些转变了,如办公费下的邮电一项”,“比较二三月份节省了百分之五十六,其余如纸装灯油等都能按照实际的预算实行”。同时,为了积极响应人民委员会节省三升米的号召,粤赣省苏维埃提出了“为节省一千担谷子供给红军”的号召。凡此诸种,可见粤赣省苏前后之变!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驻地,也是中央苏区的中心。作为中央苏区直属县的瑞金县,落实中央节省指示怎样,财政预决算制度执行如何,将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发挥重大影响和示范作用。为此,阮啸仙马不停蹄,指示审计人员,对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进行了财政预决算审计。
  
经过审计,审计人员很快起草了审计报告。阮啸仙认真审阅,并将修改后的审计总结,以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名义,报呈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审定同意后,这份以《中央审计委员会稽核瑞金经济开支的总结》为题的审计报告,于当年4月5日,公开发表在《红色中华》第171期第三版显要位置上。  

该审计报告认为,瑞金县反贪污浪费斗争“已得到很大成绩”。在节省经费方面,“去年(1933年)十月全县用7466元,今年2月减到4616.1元,节省五分之二强。县苏本身去年12月用2444.2元,今年2月减到749.4元,节省三分之二强”;在裁减人员方面,“县苏从前300人,现已裁员到104人,有些区从前五六十人,现亦做到大区30人、小区22人”;在节省粮食方面,“县苏本身已有80余人自带伙食”去办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审计报告分析认为,“谁能坚决执行党和政府的正确策略,谁就在各个战线上达到应有成绩”。

审计报告还客观评价了瑞金县的审计工作:“县审计委员会虽然成立并开始了查账工作,且各区都有经济审查委员会的组织,但在审核预决算上,深入节省运动上,起的积极作用还很小。”同时,阮啸仙对瑞金审计工作寄予厚望,“要求瑞金的负责同志更深刻地从实际工作中补救这些缺点,创造出有效的办法,使瑞金真正成为财政上的模范。”

与其他审计报告一样,该报告也客观指出了瑞金县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如区一级虽有决算,而预算由县苏维埃政府代做;节省运动还没有深入到区乡,裁减人员没有与改善工作方式、增加工作效能结合起来;反贪污浪费教育还应继续深入等。

特别是在反贪污浪费方面,阮啸仙在审计报告中不仅肯定了瑞金县已“追缴贪污款六千多元”的成绩,更难能可贵的是,对瑞金县预防贪污浪费发生的原因和方法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要“保证贪污现象不继续发生”,就要“把发生贪污的根源,如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豪绅地主阶级恶报性的遗留,与阶级异己分子隐藏在苏维埃做经济破坏等;和防止贪污的方法,如建立正确会计制度,号召工农学习管理自己的财政,和群众审查监督财政等,来教育广大群众,造成群众运动的热潮。”

阮啸仙的话,犹如一记记重锤,击醒了苏维埃政府公仆们!

●阮啸仙开展节省运动专项审计,促进了各级苏维埃机关反贪腐、反浪费、反官僚斗争的深入进行

1934年初,中央苏区正面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根据地经济形势异常严峻。为支援革命战争,广大群众自动退还了公债、借谷票,不向政府要钱;许多政府人员自带伙食去办公,一时成为美谈。然而,在苏维埃政府部门和军事机关,预算不实时有发生,浪费现象确实存在,与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形成鲜明对比。

当时,中央苏区总人口约440万人,其中中央机关、红军部队约13万人,财政保障任务特别繁重,经济工作的中心就是一手抓发展生产、一手抓厉行节约。为此,中央人民委员会于1934年2月发布命令,号召“4个月节省经费八十万元来拥护革命战争”,在中央苏区和各军事机关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节省运动。为此,阮啸仙领导中央审计委员会,开展了节省运动成效的审计检查。 

这年4月,阮啸仙率领审计人员,再次进驻中央各部,对上月落实中央人民委员会关于节省八十万元经费命令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审计发现,中央各部3月份行政经费,实际支出数比2月份节省40%;伙食费方面,与规定的数额相比,共节省米282斤、谷210斤、菜钱306元。  

面对如此成绩, 阮啸仙十分高兴。他召集审计人员开会,认真听取审计情况汇报,分析存在的问题,并特别指示:“此次审计报告,不仅要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更要重视案例分析、经验总结,这样对其他机关和团体开展节省运动,才更有指导借鉴意义!”

于是,这份经阮啸仙亲自修改审定的审计报告,以《中央审计委员会检查中央各部节省成绩的总结》为题,刊发在4月14日《红色中华》第175期第五版。该总结与之前报告最明显的差别,就是提供了许多鲜活的节省案例:   

由于动员得好,每个工作人员都来想法子节省,为着战争不肯浪费一张纸,甚至一根火柴。

——如财政部的节省委员会有调查员,见着空灯就吹熄,可以合并的灯即合并……伙食委员会轮流监厨,检查菜价,贵的不买,到远点地方去买便宜的油盐,成趸买,钱节省了,伙食还说过得去。

——总务厅从前每夜用八斤樟油,现只用三斤半。办公用纸头,信封用废纸做。笔墨责令要用好久。

——出版处同志研究毛边纸当腊纸,得到意外成功,减少腊纸一百三十多张。四月以后可以完全不用腊纸。
——对于津贴和工资,大多数不要。四月一日银行发放上半月工资,都纷纷退回。各部不要公家发夏衣的,也差不多是全数。

……

还有教育部、劳动部、司法部、内务部、粮食部等单位,也从实际出发,身体力行,以上率下,涌现出许多感人的节省典型!

此外,这份审计报告,还总结了这次成绩取得的五方面经验。这就是“动员要深入”; “节省不仅要注意大处,同时要注意小处”; “节省促劳动纪律,劳动纪律促节省”; “因为群众监督节省,反贪污斗争大大开展起来”; 节省的款项上交时要减少中间环节,以免“发生挪用和遗失的情况”。中央审计委员会号召,上列这些,都是值得各级苏维埃机关和革命团体学习的。

同样,也有受到严肃批评的——

1934年6月13日,中央审计委员会接到福建省苏维埃财政部申诉材料,主要反映其“三月以前行政费透支”情况,详细解释“省苏本身三月份不但未有……节省行政经费百分之三十,恰恰相反,比二月超过百分之三十以上,比中审委本月核定数超过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理由。

阮啸仙看完申诉报告,脸色铁青,拍案而起:“苏维埃政府决不允许官僚分子存在!”

当晚,阮啸仙在办公室兼住地,就着昏暗的樟油灯,给福建省苏负责同志写了回信。信中,阮啸仙批评了福建省苏负责同志不执行上级命令还四处找理由的荒唐行为,态度严肃,措辞严厉。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同志们看信后,都觉得有理有据、切中时弊,但感到书信往来,既时效差,教育面又不宽。   

“好,那就改送报纸刊登!”阮啸仙接受大家建议,将此信作了个别修改,署上自己名字,并加了个题目,送《红色中华》编辑部。

几天后,也就是6月19日,号称“苏区第一报”的《红色中华》第204期,全文刊登了阮啸仙这封题为《把“节省每一个钱,为着战争,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提到福建省苏面前》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面对福建省苏维埃负责同志提出的“行政经费透支理由”,阮啸仙严肃批评说,“这显然是不成理由的理由,正是一幅浪费的画图”,这充分暴露了一些同志“自己对苏维埃、对中央命令采取不尊重态度”!“当着‘死亡或者胜利’的决战关头,我们没有时间找别的话向省苏说了,只有把‘节省每一个钱,为着战争,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提到省苏面前!”

这封公开信,态度鲜明,铿锵有力,消除了部分人员的消极侥幸心理,也打消了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的畏难情绪。   

阮啸仙带领审计人员,还对红军总卫生部系统5月、6月的节省工作进行了审计。

红军总卫生部成立于1932年10月,并创办了军医学校(后改名为红军卫生学校),专门培养红军医生。1933年傅连璋创办的红军卫校,并入红军卫生学校。总卫生部系统包括医院、疗养院、残废院、疗养所、卫生学校等部门。1934年8月15日,阮啸仙率领审计人员,对总卫生部系统5月、6月两个月节省情况进行审计,高度赞扬了他们在节省经济中所取得的成绩,并对其有些单位采取命令摊派、锦标主义等“左”倾做法,给予了严肃的批评。

审计查实,红军总卫生部系统5月共节省60367.88元,6月份共节省26160.17元。审计认为,总卫生部系统的节省成绩是惊人的,“这一惊人成绩,证明了我们的休养员、工作人员对于拥护战争之如何热烈,打破了认为医院不能节省的机会主义观点,突破了《红色中华》4个月节省号召的纪录!”   

进入9月,随着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在这危急关头,阮啸仙为了落实苏维埃政府号召,毅然率领审计人员,对中央各部门4月至7月节省行政经费情况,再次进行了专项审查。   

令人惊奇的是,审查结果显示,中央各部门没有达到中央政府提出的节省开支目标!   

这还了得!一定要把原因弄清楚!

阮啸仙心急火燎,立即召集审计人员开会,听取情况汇报,分析问题原因,找寻对策建议。同时,阮啸仙带领审计人员,再次走访中央各部委,深入直属各单位,多方了解情况。

经过走访调研、数据比对和案例分析,阮啸仙终于找到原因,并有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原来,为应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其中在5月至7月红军扩大了六万多名,保卫队员也随之增加两千多名,“实际需要是必然加多”。若剔除此因素,估计还可节省“不下于三四十万元”。    

此外,阮啸仙根据预决算情况,分析认为,“上面数字是根据预算”做出的,“而不是根据决算”数字(因决算没有全部做出)。所以,“一般地说,决算超支的少而有余(节省)的多”,“若与决算比较,4个月的节省数目还要增多”。   

经过复核,发现在节省款项方面,中央各部门的成效也很大。阮啸仙认为,中央各部门缴纳的节省款项,包括捐助、自缴伙食钱及已开支的工资、津贴而又自动缴还的等,据不完全统计,4个月共节省87896元。除此之外,还有节省的粮食、夏衣,以及退回的公债等。

为此,通过对4月至7月节省运动的复核,阮啸仙推翻了原来未完成节省任务的结论,认定中央各部“不仅完成了八十万元(节省)计划,而且可以说(节省)将近超过一倍,即一百三十万元以上。”

 ……

有这样的节省成绩, 阮啸仙感到由衷高兴。

 ●对群团组织进行财务审计,阮啸仙很快查明了互济总会挪用救济费及反帝拥苏同盟贪污浪费等问题  

阮啸仙认为,群众团体是党和政府的助手,联系群众的桥梁,不该成为“审计之盲区”!     

于是,在对各级苏维埃机关审计的同时,阮啸仙与中审委的同事们一起,对苏区群众团体进行审计,重点查纠了他们在会费收取、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群众团体,即中国革命互济总会和反帝拥苏同盟。这两大团体,在各省县都有自己的组织系统,经费上除收取会费、接受捐款外,各级苏维埃政府给予部分津贴。  

对于互济会工作,阮啸仙是十分熟悉的。三年多前,也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河北省委惨遭破坏。时任中共六届审查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委委员的阮啸仙,逃脱敌特追缉,只身辗转返回上海,抱病四处寻找党组织。直到1932年初,才与中共“临时中央”取得联系,被分配到上海“互济总会”工作,不久担任救援部部长。其间,阮啸仙大力协助邓中夏,援救被捕革命同志,安置救济革命烈属,争取释放政治犯,直到1933年冬被派往中央根据地工作。

中央苏区革命互济总会,简称互济总会,成立于1933年4月12日,是国际革命互济会中国支部,即中国革命互济总会在苏区内的组织。其主要任务,就是救济苏区内并援助白区一切遇难的革命战士及其家属;其组织系统是乡设互济分会,区、县、省设互济会,中央设苏区互济总会,红军系统也设有互济总会。苏区各级互济会曾多次发起募捐活动,募集了一批经费和物资,救济苏区及全国各地遇难革命同志,还支援了国际友人。   
但是,1934年3月,阮啸仙率领审计人员对苏区互济总会审查后,发现其财务混乱状况,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1934年4月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72期),在第三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中央审计委员会检查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财政收支的总结》。这份审计报告,由阮啸仙亲自审签。该报告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毫不客气地对互济会财务收支乱象提出了尖锐批评:  

“互济总会的财政状况,有下列严重缺点:    

一、拿救济费做机关开支。……互济会不仅没有拿会费的大部或一部分来做救济事业,反而把群众为着某种事件,热烈的募捐款项,因为经过互济会之手而做了他们本身机关开支。这是绝对不可容许的事。

二、会费一塌糊涂。……全苏区会员有四十六万多名,平均能收百分之四十的会费……每人收两片,每月该有三十六万八千片,合大洋一千一百二十多块。这些钱那里去了?……自然这里面包含着很大的贪污……可是互济会的主要负责人没有理会这件‘小事’……这里明显表现出官僚主义的领导。

三、各种捐款没去检查。除总会号召募捐的,……其他募捐如慰劳红军、救济难民等,总会全然不晓,下级也没有报告。……这是一个最严重不过的问题。   

四、开支项目不适当。

 ……”

在严肃批评之余,审计报告还就互济会的“严重状态”耐心地提出了诚恳的建议:

怎样转变呢?

第一,要认清互济会本身的特别任务,……使所有款项都用在发展工作和救济事业上,……使每个会员为着反对白色恐怖参加革命战争而缴纳月费。   

第二,建立各级会计制度,收款支款和经手的救济款项,都要有详细的计算和检查,发动会员群众来监督款项的保管和检查用途,捐助款绝对禁止做机关开支,月费都应做到大部分用于救济事业。……

至于各级办公费的节省,以及检举和防止贪污事件,总会均要有计划地执行。像目前任其自然的状态,再也不能容许存在了!

审计报告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阮啸仙还率领审计员,进驻另一群团组织——反帝拥苏同盟,展开了认真审计。

反帝拥苏同盟,全称为“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由1932年6月成立的反帝总同盟和同年11月成立的拥苏总同盟合并而成。 其活动宗旨,就是团结动员工农劳苦大众与红军战士,参加反帝反国民党和武装拥护苏联的革命联盟。

很快,审计结果出来了,查明反帝拥苏同盟存在“贪污月费”等问题。审计报告称:   

——在会费管理方面,反帝拥苏同盟“收月费工作比互济会好些”,“不过,总盟对于月费,也是任其自然”,疏于管理,“没去整理,只靠中府津贴和红军月费来开支”;     ——在经费收支方面,反帝拥苏同盟存在“贪污月费”行为,“本身开支也还有浪费”。在检查粤赣省时,发现一些区乡基层干部贪污现象频发,多者“一个区主任贪污三十多元”,少的“一个乡主任贪污百多毛”;

——在经费安排上,“没把检查月费和反帝拥苏工作联系起来,用宣传鼓动提高会员反帝拥苏的热忱”,认为“这是一个大的缺点”!

——在工作方式上,“总盟与各级分盟关系没有建立好”“会计制度一般的未建立起来”。   
  
……     

基于此,阮啸仙在审计报告最后,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强烈建议:“在目前节省经济来帮助战争的任务下,反帝拥苏同盟应做到停止政府津贴,实行经费自给!”   

几个月过去了,阮啸仙依然牵挂着这两大群团,对他们财务收支整改仍然紧盯不放!这年7月,在节省运动审计中,阮啸仙带领审计人员,出其不意,冒着酷暑,旋即打了一个“回马枪”!   

再次检查互济总会和反帝拥苏总同盟后,阮啸仙发现,几个月前审计报告提出的财务整改意见充耳不闻,预决算制度也形同虚设,“反帝拥苏总同盟,特别是互济总会,还未有应有的转变!”   

阮啸仙极为气愤,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和时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作了汇报,并指示审计人员,务必督促互济总会和反帝拥苏同盟,迅速行动起来,立即改变这种状况!   

在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的过问督促下,中央审计委员会严肃查纠了互济总会和反帝拥苏同盟财务收支存在的问题,清缴了被挪用的会费,健全了会计和会费管理制度,挪用浪费人员受到应有惩处。

阮啸仙还要求,各省审计分会也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加强对基层团体财务收支的审计监督。对于基层一些互济会存在的“拿救济费做机关开支”、反帝拥苏同盟存在的浪费公款等诸问题,也得到了及时认真的处理。   

直到此时,阮啸仙清瘦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进驻苏维埃国家企业,阮啸仙及时公开揭露了一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和管理人员贪腐问题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苏区发展步入了新阶段。特别是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各种农业合作社,没收了帝国主义把持的银行、矿山、工厂等,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呈现一派“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   

1933年底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根据地经济建设困境重重。至1934年春,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央苏区的国家工矿企业仅有32家。

面对日益严峻的困局,为了反对贪污浪费,保障前线物资供应、经费供给和机关运转,阮啸仙领导的中央审计委员会,于这年的3月中旬,以“分别召集……负责人来开会”,或“派突击队去工作”等方式,兵分五路,分赴企业,检查他们的财务收支及生产管理状况。

阮啸仙率领审计人员,首先进驻中央印刷厂。   

这是中央苏区最大的印刷厂,创办于1931年9月。该厂有工人200多人,设备较全,分工较细,下设编辑等8个生产部门、总务等3个行政管理处室,成立了党团支部和工会组织,陈祥生、杨其鑫、古远来先后任厂长。该厂主要任务,就是承担《红色中华》《斗争》等机关报刊和中央重要文告及部分重要书籍的印刷任务,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收入较多的国有企业。   

二月中旬的一天,阴雨霏霏,凉意袭人。阮啸仙轻车简从,与几个审计人员,一大早步行,来到位于瑞金叶下陂坞村的中央印刷厂。

在印刷厂,阮啸仙召集厂领导、党团支部及有关负责人开会,了解印刷厂的经济收支及生产管理情况。  
 
在听完厂长古远来的汇报后,阮啸仙开门见山,直来直去,就有关问题进行询问: “古厂长,你们印刷厂上月的营业收入有多少?”

“大约有六七千元吧……”古厂长回答。   

“你们今年的收支预算做了没有?”阮啸仙又问。

“我们有支出预算,但从来没有做过收入预算……”古厂长呐呐答道。

“那今年以来,你们印刷厂是赚钱呢,还是亏本?”阮啸仙耐着性子, 继续追问。

“不太清楚。”古厂长回答。

“你们厂每月运行费用需要多少?”阮啸仙问。

“不了解……”古厂长应道。

“上月印刷成本多少?”阮啸仙又问。

“没算过。反正收多少就用多少!”古厂长回答。

“那你们没钱了怎么办?”阮啸仙沉住气,又问。

“怎么办?”古厂长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停顿了一下,有点不耐烦,但又理直气壮,“那就跑政府要呗!”

……    

一问三不知,财务收支不清,生产管理无序,阮啸仙深感问题的严峻。

从印刷厂出来,阮啸仙又来到中央国民经济部,想了解一下前段时间他们对印刷厂的节省运动检查情况。在沙州坝村一幢民房外,阮啸仙见到了部长吴亮平。

吴亮平早年留学苏俄,曾任中宣部《环球》周刊主编,翻译了《反杜林论》等马克思名著,是中央苏区著名的理论宣传家,又是1933年9月成立的审计委员会三个委员之一,与阮啸仙私交甚好。          
    
当阮啸仙把目的意图告知后,吴亮平便把中央国民经济部最近检查中央印刷厂节省的情况如实相告,并详细通报了印刷厂印刷《红色中华》的生产成本情况。

经再次核实,审计结果出来了, 阮啸仙甚为震惊!

据中央国民经济部的检查数据,并经审计人员多次核查,发现中央印刷厂,“印刷《红色中华》一期,只需油墨十二磅,而报账为二十四磅半;排字只七工半,而报账为十二工”。

为此,阮啸仙分析道:“这是说印刷厂得的利益更多。但这些利益哪里去了,他们也可以回答不知道。”

面对此情况,阮啸仙甚为气愤,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实质:“这不仅仅是浪费,更是赤裸裸的贪污!必须予以严惩!”

与此同时,其他各组也纷纷反馈回检查情况:如邮政总局的反贪污浪费斗争,“只在当时某一种运动刺激之下,就兴奋了一下子”,还反映该局“去年十二月决算存余三百多元”“不知下落”的情况;反映中央造币厂“只有支付的预算,没有每月生产品的数字”,以及“劳动纪律松懈”“原料和出品比数”不符等;反映粮食调剂总局“因为预决算没有建立,不能随时随地明了收支状况”“账目混乱”“与分局的关系很坏,劳动纪律也很差”等;对贸易总局,同样反映其“也是二月以前的账弄不清楚”“对各分局工作,也是不能了解”……

“官僚作风,贪腐浪费,这不是苏维埃政府!”为了引以为戒,督促整改,阮啸仙指示工作人员写出审计报告,并在1934年3月31日《红色中华》第169期第六版全文公布。

这篇经阮啸仙审核修改,题为《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国家企业会计的初步结论》的审计报告,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产生的共同原因:

上列诸厂局,一般的缺点是不明了本身在苏维埃经济上的性质和作用,不知道也不考虑产品的成本,不知计算盈亏,有钱就用,没钱就向国家主管机关要。

……   

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未能彻底转变,厂长局长不了解实际情形,提不出具体的办法,反使节省运动和提高劳动纪律,变成空喊。

……   

上级机关,没有经常的检查和具体的指导,也应负相应的责任。

……

最后,审计报告得出两大结论,呼吁建立健全会计制度、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初步结论指出:

毫无疑问,我们苏维埃的国家企业是簇新的发展形势,但因上述的缺点,还未能得到尽可能应有的进步。这是一。   
 
第二,因为没有从斗争中去抓住各厂局的特殊性质与缺点,来从积极方面整理账簿,建立会计制度和管理法制,以致贪污浪费现象无法肃清,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未能彻底转变。     

……这就告诉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作风,把各厂局来彻底整理,我们依靠群众的劳动热忱,是不难得到应有成绩的!

中审委的审计报告,实事求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特别是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他们借助中审委之前提供的案件线索,以及一些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以少报多、虚造假账等行为,严厉查处了一批贪腐大案。   
  
1934年2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了三起轰动中央苏区的国有企业财务人员之贪污检举大案。其中,查明中央印刷厂全计科长杨其兹贪污一百七十元三角三分二厘;中央造币厂会计科长凌全香贪污二百一十元六角七分八厘;中革军委印刷所会计科长路克勤贪污四十余元。他们三人的贪污手法,都是审计人员揭露的靠“多开工人工资”“工人还了借款不入账”等。   

在这几个案件查处中,均为借助中央审计委员会查出了他们的假账,或提供的有关重大线索,从而查明核实了企业蛀虫们的贪腐行为,他们三人受到苏维埃政府最高法庭的公审判决,相关责任人也分别受到应有处分!   

另外,对邮政总局有人将“决算存余的三百多元不知下落”,涉嫌贪污腐败的行为,阮啸仙指示工作人员,将此线索移交给了中央工农检查部,并十分气愤地质问邮政总局负责人:“如果如此巨款,竟被吞没了,这是谁应负的责任?”为此,阮啸仙代表中央审计委员会,严厉责成邮政总局限期查出来!   

从1934年2月成立,到中央主力红军长征,阮啸仙领导中央审计委员会,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在对中央机关、国有企业、群众团体和专项审计中,积极配合中央工农检察部,大力检举贪污浪费行为,主动提供各种犯罪线索,严厉查处了一批贪污公款、浪费公物、衙门官僚和腐化变质分子。这些人大都是管钱管物的会计科长、出纳,也有主管的处长、主任;既有中央党群部门的管理干部,也有基层政权机关人员,贪污腐化分子被分别判处枪决、监禁、撤职和强制劳动等惩处,在中央苏区干部中起到了巨大的震慑教育作用! 

有感于此,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审计战场,阮啸仙抑制不住兴奋之情,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各部门单位、军事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的工作热情,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节省运动高潮底下,推动了我们苏维埃的会计工作的建立,和预决算制度之初步实现。在我们财政经济战线上,在苏维埃法度里,打下了一个根基,使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阮啸仙领导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审计工作。尽管历史没有给他们更多更广阔的展示舞台,但人民审计制度已经奠基。尤其是他主政中央审计委员会期间所开展的一系列实践探索,以审计为手段掀起的惩腐肃纪之风暴,以及呕心沥血争创“全苏维埃模范”的敬业奉献精神,已成为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

审计有源,历史可鉴!

(作者系河源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阮啸仙》《中央苏区珍闻录》《阮啸仙的故事》《东江作证》等书稿)

主要参考资料

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审计委员会纪念画册》,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②《中央苏区审计史料汇编》(内部印刷),江西省审计局,1988年12月;
③《阮啸仙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
④《中国审计史》,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⑤《源远流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审计委员会旧址》画册,江西省审计厅编印;
⑥《中央革命根据地词典》,档案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⑦《阮啸仙》,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⑧《红色中华》第163、165、169、171、172、175、178、204、226、232期刊登的中央审计委员会有关审计报告。

编辑:米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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