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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遂烟霞听玉箫 ——再读《蓝乔传》兼谈河源道家文化

2018-8-3 14:49:08河源日报司雁人

北宋时龙川人蓝乔,因为考进士不成功而隐居霍山,其幻灭失落的痛苦心情,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宋王朝从太祖开始,就在全国加强科举立法,从制度上保证文官的人才资源。太宗继位,仍然是“兴文教,抑武事”,大量增加取士名额,文官治国便成为赵宋王朝的战略性国策。唐代士人登科后,还需经过吏部铨选方能授官,宋代进士录取后一经殿试即可授官。

从各种记载来看,至少在明初,蓝乔升仙的故事就已经形成,这与明初特重进士一科应有关系。宋代科举中,尚有贡举、武举、制举、词科、童子举以及宗室应举等,贡举又分进士、明经、诸科三类。明代仅设进士一科,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告天下:“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永乐之后,科举日重,荐举日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荐举一途,“久且废不用矣”。(《明史·选举志》)明代还将学校纳入科举系列,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是在校学习过的人。明代学校主要有中央设立的国子监,府、州、县学(学宫)和乡镇社学。清沿明制。

县学额内生员只有20人,增生最多也就20人,附生有时有名额限制,有时名额不定,再加武生、佾生,整个县学每年最多不过200人。这些人既是国家公职人员的后备队,又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稳定器。文生的最高目标,当然是考进士成为国家顶层治理人员,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当中多数人只能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三年一科省试考举人名额,行省中明朝崇祯时江西110人最多,贵州34人最少,广东86人;清朝乾隆时浙江、江西都是94人最多,贵州40人最少,广东72人。省试次年全国举人赴京城考进士,除开特殊年份或说特定历史时期,宋、明、清一般每年300人左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共录取360人。可见难度之大而又荣耀之极。那些高自期待只想考取国家顶层治理人员,而不想只是成为基层社会中坚的科举士子,其失望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

人类与他类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人类会创造思想。当社会需要某种思想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力量把它创造出来。这种思想会成为某种思想需要鼎盛时期的显性文化,还会在生生世世流传过程中不断修正发展。众多身处科举苦难中的莘莘学子,都盼着得偿夙愿,但多数人终其一生而不能一展抱负。龙川人蓝乔,就在这样一种文化需要的深厚土壤中,从一个壮志难酬的落第士子,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想啥有啥的仙人。

中国人把与现实妥协或说逃避现实的一种思想行为发展成了道教,也可以说入世的儒学被朝廷用为儒教,儒子在朝廷那里不得志,于是就产生了出世的道教。任何文化都是因现实需要而产生,现实中不如意事常八九,心灵总要有个安放处。于是中国人创造出道家文化,去那里温暖心灵。

岭南道教文化中心在罗浮山,《罗浮志》改蓝乔母陈氏“祷于罗浮山而孕”,将“太乙仙人”附会为“罗浮仙人”,使蓝乔得道升仙成为罗浮山道教文化的一部分。

龙川县道教文化自然集中于霍山。《霍山志·词翰》载熊宇潢(一作横)《游霍山岩记》又称:“命霍之由,谓秦时有霍仙者修真其间,遂以名之。因忆汉外史,大将军霍光①三世孙,名远,出戍粤,雅嗜山水,后不知所之,意即此仙之苗裔。”山以霍仙得名。陈子朵《玩霍山图》:“将来谢却尘缘障,肩挑藜杖上云衢。”林一萱《山行怀古·又》:“他年得遂烟霞趣,盘坐山头听玉箫。”

明朝官员巫三祝,明末清初遁入道家自不必说,巫氏兄弟亦深受道家文化影响。“何时得与龙乔会,计驻朱颜共引年”(巫华祝《太乙仙岩》)“登临不觉襟怀爽,到此俗情半点无”(巫瑞祝)。周边人亦受霍山道家文化影响很深,“霍蓝一去何时返?独倚苍崖忆岁颜”(邹御辇《游岩》)。

即使科举成功人士甚至朝廷命官,都存在道家的避世心理。龙川举人成都同知刘昇《游霍山》:“宦情不及买山高,此日登临首重搔”“闻道蓝乔吹铁笛,我来与彼共蓬蒿”。中国士人奔波仕途思考现实苦情后,往往特别容易接受道家思想。龙川令丰城袁光儒《霍龙故居》:“秦法虽甚苛,秦吏若犹拙。山外一区山,俾尔能逃脱。予观世上事,政役火烈烈。苟非为鬼仙,何计避羁绁②?”(俱出《霍山志·词翰》)龙川县令袁光儒这首诗,可谓敲在了世人的心尖上。即便一般百姓,面对历朝历代“政役火烈烈”,只有到鬼仙那里才能得以解脱。

河源县道教文化则集中于逍遥岩。如果说考不到进士而隐居山林,是将心灵复归于天地造化,那么考到了而不出去做官,能够视现实利益而不顾,那就是境界了。中国历史上,从天子到百姓,对那些世外高人均持褒赞态度。如汉光武帝刘秀之于“山高水长”严子陵,梁武帝之于“山中宰相”陶弘景,豫章太守陈蕃之于“南州高士”徐孺子。这些都是道家人物。南海人何天隐,南宋淳祐七年(1247)进士,淡于仕路,偕进士林祐仁开辟河源城外逍遥岩寄隐,称何林二隐。清乾隆年间,河源县令陈张翼将“逍遥幽壑”辟为新增河源八景之一,《河源县志·艺文》以逍遥岩为题共计十五首,单题称最。前面介绍陈张翼、萧文藻、黎绍曾在新增河源八景诗中,所写《逍遥幽壑》为此中精品。

上城北门马氏七世马叔康《游逍遥岩》:“登岩至顶若天齐,观尽人间高与低。叠叠好花千树锦,重重瑶石一云梯。浩歌有恐星辰动,细语还惊鸟雀啼。顷刻拈来信手句,万年不断此留题。”道家思想并不悖于世情。马叔康,号双乔,生于明嘉靖元年(1522),天资聪慧,八岁读书,十三岁已博通经史,十五岁入邑庠。十六岁丧父,葬父于城南金竹岗,结草庐墓居,穿麻衣执孝杖,朝夕恭奉如亲在。三年服释,适祖父丧,承重(长子顶替父亲孝服为承重)葬祖父于白田四方围,亦庐墓三年。服释不久母又丧,仍结庐守孝三年。孝名广为传扬。万历五年(1577),朝廷旌表马叔康家为“孝子庐”(旧址在上城还金里),并在上城北门内正街旌为“孝子里”,建造石牌楼以垂不朽。“忠孝”乃华夏文化价值核心,即便成仙得道的蓝乔也要恪守,这是传统中国文化塑造所必须。

明末清初,铁血翻浆,龙川县巫三祝有抗清义举隐于霍山,著《霍山志》三卷传世。同时,紫金县钟丁先抗清后隐于蓝塘彼岸庵(今属凤安),著《四书明微》十二卷,其《渔》《樵》《耕》《牧》《修行诗》意味深长。乱世归于山林,“不理闲是,不理闲非”(《牧》)“好将冠冕付东流,养性持斋寄嶂修”(《修行诗》),可见道家思想也是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注:

①霍光(?—前68):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西汉权臣、政治家,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大司马霍去病异母弟,汉昭帝皇后上官氏外祖父,汉宣帝皇后霍成君之父。历经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其间曾主持废立昌邑王。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霍光去世,过世后第二年霍家因谋反被族诛。霍光本人身高七尺三寸(约折合1.7米),皮肤白皙,眉目疏朗,胡须很美,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他常被人和伊尹并提,称为伊霍,后世往往以行伊霍之事代指权臣摄政废立皇帝。
②羁绁:羁縻缧绁。羁縻:《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解释“羁,马络头也;縻,牛靷也”,引申为笼络控制。缧绁(léi xiè):捆绑犯人的黑绳索,借指监狱、囚禁。

编辑:黄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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